自从当上外急主任后他就变得越发顽固，除非有家属出面叫停，否则决定好的手术没人能拦下。
现在他的权力空前高涨，早就对这些建议失去了耐心。况且罗热里尼的情况本来就特殊，能坚持到现在的心脏火器伤极其稀少，其中运气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放弃，下次想要遇到这样的伤员不知道得等到什么时候。
诊断明确，伤口应该位于左心室，从伤情发展的速度来看破口并不大，伤员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生命体征却相对稳定，又在后勤准备最好的奥尔米茨要塞总医院
按照现代军事医学的做法，这样的伤员应该第一时间开胸做心包切开+心脏修补。
卡维也是这么考虑的。
但
卡维也是人，能力再强也不可能超出正常外科医生的极限。作为人，想要做到每个决定都正确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了追求完美，他每次在正式确定手术方案之前都会再三考虑所有条件。虽然卡维本人觉得自己是出于安全考虑，重新审视了手术方案的正确性和成功率，但其实周围的声音早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的想法。
在用先进一百多年的外科技术来主导手术之前，卡维需要考虑许多别的因素。比如现在糟糕的手术室环境、自己并不算太熟练的心胸外技术、周围那些毫无心胸外经验的助手们。
此外，术中不稳定的麻醉，子弹弹道最后停留的位置，心脏破裂情况是否严重等等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对象。
为心脏缝合破口难度很高，但并非不能做，只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现在是否真的需要强行打开胸腔做缝合，还需要仔细斟酌。这其中最让他纠结的，还是心脏破口大小的问题。
从现如今的各项因素来看，心脏破口应该不大，可能只是不足1cm的切线伤，位置又在心肌较厚的心室，出血量可能并不多，甚至于会自行凝固止血。
这种小伤口虽不至于做保守治疗，但是否需要在心包压塞的情况下直接做危险的缝合，卡维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周围反对的声音被压了下去，但卡维自己心里的反对声音却慢慢爬了起来。
直接做心脏缝合是否真的和其他人说得那样过于冒险了？
是否可以做姑息治疗，只处理现在的心包压塞，将已经被血凝块堵住的心脏缺口放一放。等解除了心包压塞之后，密切观察伤员的情况，如果术后又出现压塞复发，再选择危险的心脏修补术。
或者可以在清楚心包腔内血凝块的时候仔细观察心脏搏动后的情况，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外溢，再考虑做心脏缝合也不迟
在外人眼里，卡维从口头上明确了用手术来治疗心包压塞，到接过手术刀准备下刀之间，只过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但在卡维的脑海里却已经预演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情况，甚至于罕见的伪心包压塞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2】
这些综合情况最后鬼使神差地改变了卡维之前的决定。
他将原先的心包切开引流+心脏修补，改成了单纯的心包切开引流，剩下的心脏修补则被他放在了心包切开术之后。这是一种求稳的表现，因为卡维对心脏修补的成功率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他倒不是觉得失败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他在意的是这台手术如果失败，那后续敢于做类似手术的医生数量将会大幅度下降。
既然选择了单纯的心包切开引流，那手术位置也需要做变动。
心脏缝合选用的第五第六肋间隙切口会有各种并发症，如果只是切开心包的话，选择剑突下切口更为安全可靠。
剑突下心包开窗术是很常见的心包引流方法，适应症就是像这样的严重心包压塞。
为了能救下伤员的性命，这个手术甚至都没有绝对禁忌症。即不管伤员有什么特殊情况，只要医生判断心包压塞威胁到了生命，就能选择立刻做这个手术。
在那么多主刀医生面前演示手术整个过程就是希望他们能掌握这种手术，因为在之后的战场上随时都会出现同类病人。
卡维让卢修斯和戈拉姆上台，用手术刀轻轻划开了罗热里尼的剑突下缘：“我记得1810年法国一位叫拉瑞的外科医生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勇敢地给一位纵隔肿瘤病人引流了心包积液。当时他切开的位置是第四肋软骨，顺着这个解剖位置垂直向下”
“我有印象。”卢修斯忽然说道，“病人活了23天，最后死于了严重心包炎。”
“所以说术前术后的消毒工作很重要。”
卡维的手术刀进入了罗热里尼剑突下的5cm纵行切口处，继续向下，切开了腹白线，分离发现剑突：“我选择的是避开了胸腔的剑突下切口，能保证熊肋骨的完整性，并发症也小得多.给我咬骨钳。”
他要做的是切掉向下影响手术入路的剑突，暴露手术视野。不管手术指征是否明确，也不管手术是否真的适合罗热里尼，至少卡维的技术操作手法足够折服这些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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