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5年佛罗伦萨在梅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欣欣向荣。让他们发家的高利贷已经发展成了银行金融业，他们已经成为佛罗伦萨的首富。
然而他们奢侈的生活方式却引起了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任牧职的吉洛拉谟·萨伏那洛拉的不满。
他是个多明我教会的修士，在讲道时抨击教皇和教会的腐败，揭露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残暴统治，反对富人骄奢淫逸，主张重整社会道德，提倡虔诚修行生活，他的言行颇得平民的拥护。
1491年他任圣马可修道院院长，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美第奇家族投降，萨伏那洛拉成为城市平民起义的精神领袖。
在赶走了美第奇家族后，1497年他领导宗教改革，在广场焚毁珠宝、奢侈品、华丽衣物和所谓伤风败俗的书籍等，包括但丁、奥维德、薄伽丘，禁止世俗音乐，推行圣歌，并改革城市行政管理与税收制度。
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是打算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收买他，但是他却称那位波吉亚家的教皇是“撒旦的代表”。同年教皇革除萨伏那洛拉的教籍，1498年4月教皇和美第奇家族利用饥荒，煽动群众攻打圣马可修道院。
佛罗伦萨共和国失败，萨伏那洛拉被加以裂教及异端狂想分子的罪名，在佛罗伦萨闹市中被火刑处死。
世俗化的教会其实没有普通人想得那么极端，动不动就烧书、用火刑，十字军东征后收获了很多希腊、罗马的书籍，数沙者就是其中之一，梵蒂冈收藏有希腊文抄本，但这本书不是谁都可以看的。
想要看教会的藏书要成为修士，女人更别想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确实阻碍了时代的进步，也阻断了一些不该掌握知识为非作歹的人。
陪审团制度几乎没什么大用处，那是法官用来分担责任的，这些陪审团成员来自各个阶级和职业，有可能是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和独居老人关在一个房间里，一起讨论一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用弹簧匕首杀了他的父亲。
虽然各项证据都证明那个年轻人是有罪的，只要陪审团觉得他是无罪的，那他就会被无罪释放。
群体容易感情用事，如果有个女人装出凄惨的样子，就免不了有人会心软。
一个年轻人也是如此，移情和同情会影响陪审团的判断，但如果那个案件的恶劣程度影响到了他们自己，那必定会严惩不贷。
宗教审判所里没有陪审团，组团控告一个“女巫”的村民陪审倒是很多，判决错了就是法官的责任。
人们对宗教审判所的错误认识可能正是来自于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敌对状态。
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成了欧洲最富有也最强大的国家。包括荷兰、德国北部和英格兰在内的欧洲新教区域也许无法在军事上与之匹敌，但他们却拥有一件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印刷机。
西班牙人在战场上击败了新教徒，但却输掉了宣传战，而新教徒攻击的正好就是宗教审判所。
数不清的书籍和小册子从北方的印刷机里涌出来，控诉着西班牙帝国在新世界的人性沦丧和可怕暴行。富饶的西班牙被描绘成了一个黑暗愚昧的邪恶之地。女教皇琼恩更是唤起了女性的同情心和愤慨。
在那场宣传战里天主教输给了新教，再加上擅长甩脱责任的法庭，新教国家就显得非常先进了。
砸毁了所有传统新建起来的现代主义就像甩掉了所有辎重的军团，一开始或许还能突飞猛进，拖得越久就越没有力气了。
贪婪是一种原罪，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也许是十年以后。美联储停止低息贷款，美国的房市泡沫就会破灭，底层的中低收入阶级血本无归，被银行收走房子后流落街头。
资本家是不会管平民的死活的，他们只会管自己的利益，就算世界发生核爆他们也有地堡可以躲。
谎言有很多种，有的无伤大雅，有的则是伤天害理，可是这些人却足够狡猾，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每次都能躲过，反而是无辜的人被他们牵连。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疯狂到这个份上，也许资本家给自己挖坟坑能挣钱他们也不管不顾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是粮价飞涨，引起市民的“不满”，穷人饿得营养不良，富人还戴着假发套，脸上敷着粉在沙龙里附庸风雅，投机商根本不去管，这种怨恨不断累积，最终量变到质变，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失控了。
人的心灵拥有多种面向，文学作品其实是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中畅游，那些成功的作品往往能击中人心、引发读者剧烈情感共鸣，他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抒发情感的管道、也是承担集体无意识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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