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梳毛工匠米凯莱·德·兰多被群众选为正义旗手后，他下的第一个命令是寻找一位名叫塞尔·努托的巡官，他原本是拉波委任的。
没人知道为什么米凯莱会那么做，可能是因为米凯莱和努托有私仇，或者是别的原因，总之米凯莱的追随者们开始执行命令，一大群人将塞尔·努托弄到大院来。为了使所有人都有所畏惧，米凯莱在大院里树起了一台绞架，当塞尔·努托到达这里后，米凯莱命人将努托一只脚拴在绞架上倒掉起来，周围的人很快就把努托撕成了碎片，一转眼就把整个尸体撕完了，只剩下仍然拴在架子上的那一只脚。
群体的情绪往往是狂躁而极端的，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部拒绝。当巴黎民众冲入凡尔赛宫时，他们愤怒的情绪可能会让他们干出将皇后撕碎的事，这时贵族们在皇宫各处建立街垒，凭借“工事”和他们搏斗是毫无用处的，反倒是因为过于疲惫，去小睡了一会儿的拉法耶特出现，场面就立刻恢复了平静。
所以暴力无法阻止激情行事的人，他们会盲目服从一个甚至不怎么认识的人的命令，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一个他们不怎么熟悉的人；如果他们心里只有厌恶，她说什么都不会听。
如果有可能，尽量别做一个惹人厌的女性，这是女人多年积累的生存经验。约瑟芬在波拿巴去埃及的时候传出绯闻，后来波拿巴怎么在外面有新欢，人们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但是这世上有很多父母，他们希望女儿能享受她年轻时没有享受的一切，将她宠地像公主一样。
人在失去信心的时候需要赞美和鼓励，可是总是被赞美和鼓励环绕，就会活在一个自欺欺人的世界里，凡是听着不顺耳的话就捂着耳朵一概不听。
她一直避免成为这样的人，她应当听取别人的意见，当一个耐心听真话的聆听者，可是他那晚说的话她实在难以接受。
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来到宫殿的会议室时诸人已经落座，这些人有男有女，他们看到二人后站了起来，波拿巴很自然得坐在了首座，乔治安娜却没有坐在长桌另一头，给“女主人”坐的位置。
她就坐在了他的右手边，原本坐在那个位置的人顿时不知所措。
“这是那6个人的身份。”一个留着大胡子的男人将一份资料递给了她。
乔治安娜接过了那份文件，这份文件其他人面前也有，但似乎他们已经看过了。
伦勃朗的《夜巡》全名为《弗朗斯·班尼克·科克上尉领导下的阿姆斯特丹第二区民兵队》，这个民兵队主要由纺织商人组成，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市政官员维护治安、保护公民财产，他们的职业类似警察，又和警察不同，因为他们的工作与行政部门没有特殊的界定，称呼也千差万别。有的叫民兵，有的叫军衔，科克上尉可能是在役军官也可能是退役军官，所以叫他上尉，和警察的警衔没有关系。
到了18世纪下半期，这种“夜巡”的队伍明显变少，取而代之的是专业警察队伍，在英格兰还有专门的“弓街跑探”，他们专门负责调查、找线索、走访证人这些“需要动脑子”的工作，“警察”更需要的是勇猛。1786年都柏林选了身家清白的国王医学院中学学生组成了警察，他们平时穿着制服彬彬有礼地在街上巡逻，但是当监狱发生暴动时，他们无法镇压那些罪犯，甚至还要动用军队将他们救出来，倒是用警察经费买了地毯、高级镜子以及其他奢华的物品布置总部。
小威廉·皮特建议聘用骑兵巡逻，一样遭到了伯明翰的抵抗。比利时的警察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布鲁日聘用了一家巡逻保卫公司，由退伍军人负责担当城市的巡逻任务，毫无疑问地比民兵更为可靠。但是在根特则由社区治安组织负责，根特有200个社区，每个社区有1个教堂，每个社区的居民到教堂募捐后，再付给负责治安事务的行会组织。社区居民希望有良好的治安和工作环境，他们不仅经常开会，还会自觉地承担起监视的责任，尤其是新迁入社区的人，当地居民会非常警惕，新人还要缴纳一种名为“欢迎税”的税收。
倘若以后根特发展为纺织中心主要需要女工，这些人都需要背景调查，斯坦利介绍了一个英格兰的“弓街跑探”给骑士团。
梅赫伦的情况又不一样，梅赫伦自16世纪就是最高法院所在地，维护市内治安的工作交给议员或者是法官，这也是很多城市的模式，但是这些议员法官的任期不同，有的只当一年，频繁的人员变化给治安工作带来了困难。
改革者们认为把治安交给议员和法官非常不合适，应该把这份工作给能长期在这个位置的人，这样他就能积累丰富的经验，有利于治安队伍的管理。而地方法官和议员则认为拥有地方治安的管辖权是地方是否自治的标准。
约瑟夫二世想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的警察组织，统一的制服、分明的等级、严格的纪律，除此之外还要废除现有的议会和法院，1787年约瑟夫二世因此与地方长官发生激烈的矛盾。1788年布拉班廷回归了中世纪的军备，挂起了黑、红、黄三色旗，他决定将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命令志愿军民兵团解散，志愿军拒绝，1788年初，帝国军队向布鲁塞尔的平民开火，布拉班廷革命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卢森堡外比利时全境都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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