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的终端提示音还在耳边响着，一声接一声，像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我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脑袋嗡嗡的，好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飞来飞去。外面天还没完全亮，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整座城市还睡着，可我的心早就沉到了冰窟窿里。
徐文芳——这个名字一冒出来，就像一块冰冷的大石头砸进心里，激起的不是水花，是层层叠叠的疼。她不是什么编号，也不是档案上冷冰冰的一行字。她是活生生的人啊！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饭的妈妈，是在社区做志愿活动从不缺席的邻居，是电话一直没注销、家里还有人等着她回家的女儿。
可是这三年，谁在找她？
没人报警，没人报案，连一张寻人启事都没有。她的消失悄无声息，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连个印子都没留下。我们还是破案时，在周雄那个可怕的实验记录里发现了她的名字，旁边写着“Z-1”，一个代号，背后却是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女人。
我慢慢转过身，脚步沉重地走到白板前。墙上贴满了照片、时间线、地图标记，红蓝箭头交错成网，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蛛网。我在“Z-1”旁边，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三个字：“徐文芳”。笔尖划过白板，发出刺啦一声，像是撕开了陈年旧伤。
赵勇站在我身后，一句话也没说，但呼吸变得很重，胸口一起一伏。他平时就话少，可这次的沉默不一样，里面藏着火，一股憋了太久终于要爆发的怒火。李悦摘下耳机，手指停在键盘上，微微发抖，好像再按一下就会惊醒什么不该醒的东西——也许是良心，也许是愧疚。
“我们抓了周雄，毁了实验室。”我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块铁扔进了死水，“可只要还有人在黑暗里爬行，这种事就不会结束。”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赵勇走过来，站到我身边，盯着白板上那条从“失业”开始一路滑向“失踪”的斜线。那是徐文芳的人生轨迹，也是其他六个受害者的共同命运。每一步都看起来平平常常：丢了工作、断了医保、搬出租屋、睡桥洞、渐渐失联……可就是这些没人注意的小事，一步步把他们推进深渊。
“你说得对。”赵勇低声说，“他们不是自己走进去的，是被人推下去的。推他们的人，也许不是一个坏蛋，而是那些装作看不见的眼睛，是那些本该伸手拉一把却转身走开的制度漏洞。”
“问题是，”李悦轻声问，“我们能救下一个吗？”
我没说话。这个问题太沉了，沉得不是我们三个人在会议室就能回答的。它不该只属于警察系统，不该只写在结案报告里。它应该出现在政策文件里，贴在街道办的公告栏上，挂在每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墙上，成为救助站表格的第一行问题：“您最近三个月有没有领补助？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人能联系到您？”
我放下笔，看着白板上那些名字和时间连成的线，突然明白了：这些人不是突然消失的。他们的坠落是有预兆的，是一场缓慢又无声的死亡。失业、断保、流浪、失联……每一步都踩在社会系统的缝隙上。没人发现他们不见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在别人的视线里。他们是“看不见的人”。
“我们不能只破案。”我说，语气比刚才坚定多了，“我们要让这个系统重新看见他们。”
赵勇皱眉：“怎么见？我们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社保局的。调数据要审批，建机制要协调十几个部门，光一个接口就能卡你半年。”
“那就搭个桥。”我转过身面对他们，认真地看着两人，“做一个预警机制。不是等他们失踪了再去查，而是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能及时伸出手。”
李悦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黑夜里闪出一颗火星。“我可以做个模型！”她说完立刻坐回电脑前，动作利索得不像熬了一夜的人。她调出六名受害者的资料，屏幕分成几块：低保发放记录、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救助站近三年进出登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嘴里念叨着参数：“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没固定住所、露宿公园或车站超过五次、有精神类疾病就诊史但没继续治疗……这些算一级风险指标。”
“再加上脑波异常值？”赵勇试探着问。
“不行。”李悦摇头，“普通人哪来的脑波数据？我们只能靠行为判断。如果一个人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特征，就标记为潜在目标。”
“然后呢？”赵勇看向我。
“系统自动推送信息给辖区派出所。”我接过话，“片警上门核实情况，确认后帮忙申请临时安置，必要时联系心理干预。哪怕只是送一床被子，也能让他知道，还有人在乎他。”
赵勇沉默了几秒，突然抓起外套：“我现在就去民政局。”
“干嘛去？”我问。
“调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记名单。”他拉开门，语气坚决，“光有想法没用，得有人去对接。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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