霄汉公司的困境，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粘稠的泥沼，越是挣扎，下沉得越快。银行的催逼、客户的背离、供应商的落井下石、以及那如同附骨之疽般愈演愈烈的负面谣言，让公司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绝望的气息。肖霄和李卫东如同救火队员，四处奔波，拆东墙补西墙，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逐渐吞噬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
然而，比眼前商业上的围剿更让肖霄感到窒息和无力的，是来自另一个战场的坏消息——那个本应能将陈国平彻底钉死，从而从根本上瓦解其报复力量的司法战场，正以一种令人心悸的方式，逐渐陷入停滞和泥淖之中。那曾被他视为最终希望的法律利剑，此刻仿佛砍在了一堵无形却坚韧无比的橡胶墙上，所有的力量都被悄无声息地吸收、化解，最终徒劳无功。
最初的迹象，是负责与检察院对接案件进展的李卫东，回来汇报时的语气从最初的积极乐观，逐渐变得迟疑和困惑。
“霄哥，有点奇怪，”李卫东皱着眉头，搓着他那粗壮的手指，“上次去，那个年轻的书记员小张还很热情，说证据很扎实，正在加快整理移送法院。可今天我去，他眼神躲躲闪闪，说话也含糊其辞，只说‘还在按程序走’，让我‘耐心等待’。我问具体卡在哪个环节，他就推说领导正在统筹，他不太清楚。”
肖霄的心微微一沉，但还抱着希望：“可能只是内部流程复杂，再等等看。”
然而，接下来的等待，换来的不是进展，而是更多的异常。
一周后，李卫东脸色难看地回来：“霄哥，见不到主办检察官了。每次去，都被办公室的人拦下来，不是说检察官外出办案，就是在开重要会议。打电话过去，永远是他的助理接，口气礼貌却冰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有消息会通知你们’、‘请相信司法机关会公正处理’。”
这种程式化的、毫无信息量的回应，像一盆冷水，浇在肖霄心头。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对方开始设置障碍了。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他穿上最正式的中山装，尽量让自己显得沉稳而坚定。检察院的走廊安静而肃穆，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墨水特有的冷冽气味。他找到了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面孔陌生、表情严肃的中年人，自称是科室的负责人，而非之前那位与他有过几次沟通、显得干练正直的主办检察官。
“肖霄同志是吧？你好你好，”中年人的笑容像是刻在脸上，热情却达不到眼底，“关于陈国平的案子，我们正在高度重视，认真审查。请你放心，法律是公正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一番冠冕堂皇的套话，说得滴水不漏。
“请问王检察官呢？之前一直是他负责……”肖霄试探着问。
“哦，老王啊，他临时被抽调去负责另一个专案了，这个案子现在由我们科室共同负责，流程上会更加严谨细致，所以可能时间上会稍微长一点，你要理解。”中年人笑眯眯地解释，理由无懈可击，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诚意。
肖霄的心彻底凉了半截。临阵换将？这通常是案件走向发生微妙变化的信号之一。
“那……关于我们提交的那份关键证据，就是李红梅留下的那本记录和录音带，不知道鉴定和核实工作……”肖霄不甘心地追问。
“哦，证据都在呢，都在按程序进行技术鉴定和多方核实，这是个细致活，急不得。”中年人打着官腔，顺手拿起一份文件，做出忙碌的样子，“肖同志啊，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办案要讲程序，讲证据链的完整性，我们不能因为外界的一些……嗯……压力或者呼声，就草率行事，对吧？你要相信组织。”
“外界压力”四个字，被他轻轻点出，却像重锤一样敲在肖霄心上。他明白了，不是案件复杂，不是证据不足，而是有一股强大的“外界压力”，正在介入，正在试图扭曲和拖延程序的正常进行！
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印证了他的猜测。
首先是一个关键的、曾私下向调查组提供过陈国平受贿线索的中间人，突然改口，声称自己“记错了”、“当时喝多了酒说的胡话”，并且拒绝再与调查组有任何接触。
紧接着，另一个曾被陈国平打压、破产的小企业主，原本愤慨激昂地表示要站出来作证，却突然全家离开了上海，去向不明，电话也成了空号。
更让肖霄感到愤怒的是，连李红梅用生命换来的、那本记录着关键资金往来和人员关系的笔记本，在鉴定过程中，竟然也被对方找到了“质疑点”。对方聘请的“专家”声称，笔记本上某些记录的墨水痕迹新旧程度存在“细微疑问”（尽管这种疑问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解释），需要“更长时间、更权威的机构进行复检”，从而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份核心证据被采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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