霄汉公司的困境,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粘稠的泥沼,越是挣扎,下沉得越快。银行的催逼、客户的背离、供应商的落井下石、以及那如同附骨之疽般愈演愈烈的负面谣言,让公司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绝望的气息。肖霄和李卫东如同救火队员,四处奔波,拆东墙补西墙,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逐渐吞噬着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
然而,比眼前商业上的围剿更让肖霄感到窒息和无力的,是来自另一个战场的坏消息——那个本应能将陈国平彻底钉死,从而从根本上瓦解其报复力量的司法战场,正以一种令人心悸的方式,逐渐陷入停滞和泥淖之中。那曾被他视为最终希望的法律利剑,此刻仿佛砍在了一堵无形却坚韧无比的橡胶墙上,所有的力量都被悄无声息地吸收、化解,最终徒劳无功。
最初的迹象,是负责与检察院对接案件进展的李卫东,回来汇报时的语气从最初的积极乐观,逐渐变得迟疑和困惑。
“霄哥,有点奇怪,”李卫东皱着眉头,搓着他那粗壮的手指,“上次去,那个年轻的书记员小张还很热情,说证据很扎实,正在加快整理移送法院。可今天我去,他眼神躲躲闪闪,说话也含糊其辞,只说‘还在按程序走’,让我‘耐心等待’。我问具体卡在哪个环节,他就推说领导正在统筹,他不太清楚。”
肖霄的心微微一沉,但还抱着希望:“可能只是内部流程复杂,再等等看。”
然而,接下来的等待,换来的不是进展,而是更多的异常。
一周后,李卫东脸色难看地回来:“霄哥,见不到主办检察官了。每次去,都被办公室的人拦下来,不是说检察官外出办案,就是在开重要会议。打电话过去,永远是他的助理接,口气礼貌却冰冷,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有消息会通知你们’、‘请相信司法机关会公正处理’。”
这种程式化的、毫无信息量的回应,像一盆冷水,浇在肖霄心头。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对方开始设置障碍了。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他穿上最正式的中山装,尽量让自己显得沉稳而坚定。检察院的走廊安静而肃穆,空气中弥漫着纸张和墨水特有的冷冽气味。他找到了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面孔陌生、表情严肃的中年人,自称是科室的负责人,而非之前那位与他有过几次沟通、显得干练正直的主办检察官。
“肖霄同志是吧?你好你好,”中年人的笑容像是刻在脸上,热情却达不到眼底,“关于陈国平的案子,我们正在高度重视,认真审查。请你放心,法律是公正的,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一番冠冕堂皇的套话,说得滴水不漏。
“请问王检察官呢?之前一直是他负责……”肖霄试探着问。
“哦,老王啊,他临时被抽调去负责另一个专案了,这个案子现在由我们科室共同负责,流程上会更加严谨细致,所以可能时间上会稍微长一点,你要理解。”中年人笑眯眯地解释,理由无懈可击,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诚意。
肖霄的心彻底凉了半截。临阵换将?这通常是案件走向发生微妙变化的信号之一。
“那……关于我们提交的那份关键证据,就是李红梅留下的那本记录和录音带,不知道鉴定和核实工作……”肖霄不甘心地追问。
“哦,证据都在呢,都在按程序进行技术鉴定和多方核实,这是个细致活,急不得。”中年人打着官腔,顺手拿起一份文件,做出忙碌的样子,“肖同志啊,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办案要讲程序,讲证据链的完整性,我们不能因为外界的一些……嗯……压力或者呼声,就草率行事,对吧?你要相信组织。”
“外界压力”四个字,被他轻轻点出,却像重锤一样敲在肖霄心上。他明白了,不是案件复杂,不是证据不足,而是有一股强大的“外界压力”,正在介入,正在试图扭曲和拖延程序的正常进行!
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至,印证了他的猜测。
首先是一个关键的、曾私下向调查组提供过陈国平受贿线索的中间人,突然改口,声称自己“记错了”、“当时喝多了酒说的胡话”,并且拒绝再与调查组有任何接触。
紧接着,另一个曾被陈国平打压、破产的小企业主,原本愤慨激昂地表示要站出来作证,却突然全家离开了上海,去向不明,电话也成了空号。
更让肖霄感到愤怒的是,连李红梅用生命换来的、那本记录着关键资金往来和人员关系的笔记本,在鉴定过程中,竟然也被对方找到了“质疑点”。对方聘请的“专家”声称,笔记本上某些记录的墨水痕迹新旧程度存在“细微疑问”(尽管这种疑问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解释),需要“更长时间、更权威的机构进行复检”,从而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份核心证据被采信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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