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港的秋雾带着海水特有的咸腥气，像一匹湿漉漉的白绫，漫过考古队临时工作站的玻璃窗。程远盯着X光机屏幕上逐渐清晰的影像，青铜镜背面的缠枝葡萄纹间，“熙宁五年”四个阴刻铭文正随着扫描进度一点点显影。镜面边缘的水波纹路里，还嵌着几粒细碎的贝壳，是东海特有的夜光螺壳——这种贝壳在黑暗中会散发淡蓝色荧光，显然，这面铜镜曾在无数个雾夜，被船工用来反射星光辨认航向。
“是北宋的‘官造海船镜’。”程远的指尖在冰凉的屏幕上划过边缘的放射状裂纹，“镜缘的磨损痕迹和沉船的舱壁木板完全吻合，磨损角度显示它曾嵌在舵楼的照壁上，每天被正午的阳光晒足六个时辰。”他忽然停顿，放大图像角落的一处凹陷，“这里有个‘忠’字的残笔，是用尖物刻上去的，深度不超过半毫米，应该是船主自己做的标记。”
张瑜抱着刚清理出的瓷片盒走进来，白大褂的袖口沾着淡淡的高锰酸钾味——那是清理海泥时用的氧化剂。她将盒子放在工作台上，取出一片青瓷残片，釉色里的钴料泛着青黑，却在缠枝莲纹的间隙藏着个极小的“孙”字，笔触纤细得几乎要被釉色吞没。“和黑水洋沉船的‘朱’字瓷片是同一批窑口。”她用镊子将瓷片轻轻拼在铜镜旁，断裂处的弧度严丝合缝，原本分散的纹样竟连成完整的海浪纹，浪尖上还托着朵小小的稻穗，穗粒的数量正好是九颗，“《参天台五台山记》里说，孙忠的船‘以瓷记舱，以镜定向’，每舱瓷器各刻船主姓氏，难道这就是他的座船‘通济号’？”
郑海峰的潜水服还在滴水，裤脚淌出的海水在水泥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里面漂着片深紫色的紫菜——是东海独有的条斑紫菜，只有在水深二十米左右的礁石区才能生长。他手里举着块半焦的木板，炭化的边缘还能看出精巧的隼卯结构，正是元代《海船法式》记载的“鱼鳞接”工艺，松木的年轮在X光下清晰可数，共有七十三圈。“三号舱的淤泥里发现的。”他指着木板内侧模糊的“市舶司”烙印，边缘粘着的半片麻纸在盐雾中微微发脆，纤维像老人手上的青筋，“上面有‘大宋国牒状’字样，墨迹里的朱砂成分和日本东大寺藏的孙忠文书一致，都是用明州特产的辰砂调制的，含硫量比其他地区的朱砂高出三个百分点。”他突然压低声音，喉结在晒成古铜色的皮肤下滚动，“声呐扫到船尾有个密封舱，金属探测显示里面有长条形物体，裹着至少三层桐油布，形状像是卷轴。”
林珊在隔壁实验室整理出水的漆器，指尖被妆奁盒的暗格划破。血珠滴在螺钿纹上的瞬间，她看见底层的黑漆里浮现出细如蚊足的契丹文。翻译机的屏幕亮起时，“明州-博多”的字样正逐字闪现，程远刚巧推门进来，手里举着那面青铜镜——镜钮被小心地撬开，里面藏着粒南洋珍珠，用镊子剖开半颗，珠层里竟裹着半张蚕桑图，蚕丝线在千年后仍泛着珍珠母的虹彩，与王景弘墓出土的宋锦纹样如出一辙。“是金氏的陪嫁？”林珊对着光转动剩下的半颗珍珠，珠层里隐约可见“孙记”二字，笔锋带着明显的辽代捺笔，收笔处像把小弯刀，“孙忠的船竟载着辽代器物？《宋史·食货志》里说，辽与宋在熙宁年间尚无海贸往来，市舶司的档案里也没有相关记录。”
潜水钟沉入二十米深的海沟时，程远看着舷窗外的沉船龙骨泛着幽蓝。珊瑚虫在松木缝里筑起的白垩，像给七百年前的船骨镶了层蕾丝边，有些地方的藤壶还在缓慢蠕动，壳上的年轮记录着它们在此定居了三十年。郑海峰操控机械臂拨开舱门的瞬间，卷裹着桐油布的卷轴突然从坍塌的货堆里滚出来，布面的马尾藻正在氧气灯下蜷曲收缩，释放出淡淡的海藻酸气味。“小心！”程远按住他戴着手套的手，“北宋的蚕丝纸含胶量低，遇氧会在三十秒内脆化。”当特制的保湿膜裹住卷轴时，他们看见“大宋国牒状”的朱红大印正透过布层渗出来，印泥里的朱砂颗粒在X光下呈星点状分布，比《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的多出三行小楷：“赠泥金经需高丽匠人装裱，其法藏于明州东塔地宫，取法者当以稻种为凭。”
“地宫？”张瑜突然想起昨天在庆元古城墙基发现的石函。青石上的海水侵蚀痕迹呈不规则的波浪状，显示它曾长期浸泡在咸水环境里，边缘的铜锁已经氧化成孔雀蓝。打开时，里面的鎏金经卷正渗出松香，结晶的断面在显微镜下呈现出独特的层状结构——与黑水洋沉船的高丽松香完全一致，都是用济州岛的红松树脂熬制的。经卷末尾的“熙宁六年七月”字样旁，画着艘三桅船，桅杆上挂着面小旗，绣着的“孙”字只剩右半片，却与程远团队在沉船漆器上发现的“孙记”左半片正好拼合，接缝处还留着半粒朱砂，是市舶司登记时盖的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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