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晨雾漫过泻湖时，程远正对着显微镜观察那粒从马可·波罗故居地窖取出的稻种。颖壳上的细微刻痕在放大四十倍后显露出规律的纹路，与泉州出土的元代“市舶司仓”陶瓮上的印记完全吻合。“你看这组平行线，”他示意张瑜凑近，“间距正好是0.3毫米，和我们在爪哇海沉船粮袋上发现的标记一模一样——这是官方认证的种源。”
张瑜的指尖划过《马可·波罗游记》古抄本的数字扫描件，目光停留在“刺桐港有大仓，储稻百万石”的记载上。她突然想起程远发现的砖刻，将抄本里的拉丁文“granarium”（粮仓）与砖面的“仓”字比对，发现两者的书写角度竟有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向右倾斜15度，像是出自同一人对仓库的观察记录。“他不仅记载了粮仓，还画了草图。”张瑜调出抄本边缘的小画，几座圆顶建筑的轮廓与泉州出土的宋代谷仓遗址完全重合，连仓顶的通风孔数量都分毫不差。
郑海峰的深海探测器在波斯湾北部扫过一片沉船残骸，声呐图像显示船体左侧有个不规则的缺口，边缘的木材纤维保留着清晰的撞击痕迹。“是撞上暗礁了。”他对照《护送航程图》上标注的“危险区”，发现缺口位置与图中用红笔圈出的珊瑚礁坐标完全对应。探测器带回的一小块船板上，残留着半枚印章，印文“枢密院造”四字虽已模糊，却能辨认出与元大都出土的官船印章相同的篆体风格——这正是护送阔阔真公主的船队中失踪的那艘补给船。
林珊在威尼斯档案馆的古籍修复室里，发现了一卷被虫蛀的《东方见闻录》初稿。泛黄的纸页上，马可·波罗用羽毛笔涂改的痕迹里，藏着几行用中文写的批注：“稻种需三晒三晾，方耐远航。”笔迹的起笔方式与泉州开元寺元代石碑上的“舶司官记”如出一辙，显然是他在泉州任职时习得的笔法。她将批注与程远团队提取的稻种基因序列对比，发现“三晒三晾”的记载恰好对应着种子中增强抗旱性的基因变异——实践经验竟与现代科学结论完美呼应。
当中意联合实验室的质谱仪对沉船出土的面包残渣完成全成分分析时，程远突然注意到其中含有微量的柑橘酸。“是泉州的青柠！”他翻出《航海日志》里的食材清单，“记载有‘刺桐青果十箱’，原来他们把青柠汁加到面包里预防坏血病。”这种做法与现代航海卫生标准惊人地相似，而面包里混合的小米粉，经基因检测来自中国北方——显然是船队为照顾蒙古籍船员特意准备的。
林新宇在修复那枚威尼斯狮徽金章时，发现徽章背面的“使臣”二字刻痕里，嵌着细小的蓝色粉末。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这是苏麻离青料，与泉州出土的元代青花瓷成分完全相同。“是用修补瓷器的颜料补过刻痕。”他用显微镜观察修补痕迹，发现补料的涂抹方向与马可·波罗签名的笔顺一致，“应该是他自己动手补的，在异乡看到熟悉的青料，就像见到了家乡的标记。”
盗墓者马可·罗西的审讯记录里，提到他曾在波斯湾海域打捞到一枚铜钥匙，上面刻着“阔阔真”的蒙古文。程远看到照片时心头一震——钥匙的齿纹与泉州湾出土的元代公主陪嫁箱锁完全匹配。“这把钥匙能打开的，恐怕不是金银宝箱。”他突然想起那艘失踪的补给船，“《游记》说公主的嫁妆里有‘稻种千石’，钥匙或许是粮仓的锁钥。”
次年春季，程远团队重返波斯湾，根据钥匙上的海泥成分定位，在暗礁区西北两海里处发现了那艘补给船的完整残骸。货舱内的陶罐整齐码放着，罐口的封泥上除了“刺桐仓”印鉴，还压着个模糊的狮爪印——与马可·波罗的金章图案完全吻合。郑海峰操控机械臂打开最底层的陶罐，里面的稻种虽已炭化，却仍保持着饱满的颗粒状，颖壳上的“市舶司”烙印清晰可辨。
更令人震惊的是舱底的木板夹层里，藏着一卷用羊皮纸绘制的《稻种培育图》。图中用拉丁文和汉文对照标注着“浸种法”“育秧期”，其中“海水浸种三日可耐盐”的记载，与现代耐盐稻培育技术原理一致。图纸边缘画着个简易的沙漏，刻度显示“需泉州潮时七刻”——这是马可·波罗将中国农耕技术与欧洲计时法结合的实证。
张瑜在整理这批文物时，发现一只破损的瓷碗内侧刻着行小字：“瑜，见字如面。”笔锋的婉转让她心头一颤——这与程远给她写的便签笔迹惊人地相似。她抬头时正好撞见程远的目光，两人同时想起在威尼斯档案馆看到的马可·波罗家信，其中“见物如见人”的句子，此刻像穿越时空的回声在实验室里回荡。郑海峰轻咳一声递过检测报告，打破了沉默：“碗底的釉料里，检测出威尼斯玻璃的成分——是特意订制的中西合璧瓷器。”
当“波罗稻”在泉州的试验田里首次抽穗时，程远团队邀请了威尼斯的农业专家共同见证。金黄的稻穗在风中摇曳，每粒稻谷的横切面都呈现出独特的“太极纹”——一半是泉州稻种的圆形，一半是威尼斯稻种的椭圆形。“就像两种文明在种子里完成了对话。”意大利专家捧着新米感慨，而朱明远在尝过用新米煮的粥后，突然想起祖父说过的“番稻”传说，原来家族世代种植的特殊稻种，竟藏着这样一段跨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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