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龙江船厂遗址的夯土台上，程远的探针突然刺入一块带榫卯的楠木。清理掉表层的淤土后，“宝船”二字在晨光里渐渐清晰——木材的年轮显示它出自永乐三年（1405年），正是郑和首下西洋的年份。当整根船梁完全显露时，二十米长的弧形木体上，竟刻着“广十八丈”的尺度标记，与《明史·郑和传》记载的“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严丝合缝。
碳十四测年报告显示，这块楠木的砍伐时间精确到永乐二年（1404年），与《明成祖实录》“永乐二年命福建造海船五艘”的记载完全吻合。程远用激光测距仪校准弧度，发现这根主龙骨的曲率半径恰好能支撑起九桅十二帆的巨大船体。木梁的纤维里还残留着桐油与朱砂的混合物，实验室检测显示其中含有硫化汞成分，与龙江船厂出土的明代船漆配方完全一致。
“你看这‘防蛀槽’，”程远指着龙骨侧面的细密凹槽，“里面填着硫磺与水银的合金，《龙江船厂志》明确记载‘宝船用此术，可避海虫’，这就是实物证据。”他用镊子取出一点残留物，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这种配方的防蛀剂，在普通商船的残骸中从未发现过，是宝船特有的工艺。”
龙骨末端的“排水孔”设计更令人惊叹——三个倾斜的椭圆形孔洞内装有铜制阀门，阀门上的齿轮结构与南京博物院收藏的“明代船用控水器”完全相同。“这是应急排水系统，”程远转动阀门演示，“遇到船舱进水时，能通过齿轮传动自动调节排水量，比欧洲的同类装置早三百年。”
郑海峰的潜水器在斯里兰卡加勒港外的珊瑚礁区，发现了艘明代沉船的残骸。货舱里的青花瓷盘上，“大明永乐年制”的款识在探照灯下格外醒目，盘底还刻着个微型“郑”字——这与南京宝船厂遗址出土的“郑和船队标记”完全吻合。更令人兴奋的是，沉船的桅杆残件上刻着“清和”二字，正是郑和船队中“清和号”的记载。
“是‘清和号’！”郑海峰操控机械臂取出舱底的《航海日志》残页，上面“永乐五年，过古里，赐其王织金彩缎”的记载，与马欢《瀛涯胜览》的行程记录完全对应。日志上的针路记录“丁未针，船行三更”，正是郑和船队特有的“更路法”导航术——“丁未针”指航向西南，“三更”约合六十里，与古里到柯枝的实际距离精确吻合。
日志的空白处画着幅简易星图，北斗七星的位置旁标注着“北辰四指”——这是明代天文定位技术的实证，用手指宽度测量星体高度来判断纬度。郑海峰请天文专家复原了永乐五年的星空，发现“北辰四指”对应的纬度，恰好是古里港的地理坐标。“这比单纯的针路更精准，”他解释道，“是天文导航与地文导航的结合。”
沉船的龙骨与南京发现的宝船龙骨，在榫卯结构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郑海峰将三维扫描图叠加比对，发现两者的“燕尾榫”角度都是75度，木材的纹理走向也能对接，“说明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用的是同一套营造标准。”货舱底部还发现了块破损的罗盘，盘面刻度显示采用的是“二十四方位制”，与《郑和航海图》的记载完全相同。
张瑜在整理“清和号”的货物清单时，目光停在“苏木五千斤、胡椒一万斤”的记录上。她比对《明会典》中“郑和带回货物清单”，发现数量与品类分毫不差。更珍贵的是，清单边缘有市舶司官吏的朱批“已验，与勘合相符”，印章与泉州出土的“永乐市舶司印”完全一致。
“这包胭脂红里藏着东西！”张瑜用镊子拆开密封的丝绸包裹，里面竟是块巴掌大的金箔，上面錾刻着“永乐通宝”字样，与郑和船队用于贸易的货币形制完全相同。金箔的重量正好一两，“《瀛涯胜览》记载‘金一两换胡椒一斤’，这就是当时的汇率实证。”她查阅日志发现，这艘船确实用五十两黄金换了五十斤胡椒，与金箔数量吻合。
金箔的背面刻着行小字“寻建文踪迹”，笔迹与日志上的“船长签名”一致。张瑜心头一震——这正是《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的实物佐证。她翻到日志最后一页，果然有段被墨块掩盖的记录，经光谱仪分析显示：“某岛见一僧，貌类建文，未敢确证，已遣人密查。”
在货物舱的夹层里，张瑜还发现了批“赏赐用”的织金锦缎。缎面的缠枝莲纹中暗藏着“永乐”二字的暗纹，经检测，金线的纯度高达99%，与《明会典》记载的“赐蕃王用赤金织锦”完全吻合。“这是给古里王的礼物！”她展开锦缎的夹层，里面掉出一张波斯文收据，翻译后是“古里国王接受大明皇帝赏赐，愿岁岁朝贡”，落款日期正是永乐五年，与日志记录的到访时间一致。
林珊在肯尼亚马林迪的古清真寺遗址，找到块带汉字的石碑。碑文中“永乐十一年，郑和船队到此”的字样，与福建长乐《天妃灵应之纪》碑的记载相互印证。更惊人的是，碑侧刻着的“牵星术”刻度，与“清和号”日志里的星图数据完全对应——“南十字星六指”“北极星四指”的标记，精确指示着马林迪的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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