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考古研究所的老研究员王建国，带着一本祖传的《郑和造船手记》来到考古队。手记是明代龙江船厂工匠的后人所藏，里面记录了郑和亲自指导造船的场景：“永乐四年，和至船厂，见宋船模型，曰：‘船坚可学，速慢当改。’遂令工匠增一桅，改船型，试航时较宋船快三成。”
“这本手记填补了文献空白！”程远小心翼翼地翻阅，“它证明郑和不仅继承了宋代造船技术，还亲自参与技术革新，这种‘实践型’的继承，才是郑和船队成功的关键。”王建国笑着说：“我们家族世代相传，郑和是‘站在宋人肩膀上的航海家’，现在有了船台遗址、《造船图谱》和这本手记，终于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段技术传承史了。”
2024年7月，“海探七号”再次启程，前往印度西南部的科泽科德——《岭外代答》中记载的“古里佛”，宋代亚非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郑和船队“发扬”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程远站在古里港的宋代贸易站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宋代青瓷碗残片，碗底的“泉州窑”款识与《岭外代答》中“宋船至古里，以瓷易胡椒”的记载相互印证。
“宋代亚非贸易是‘点式’的，以单个港口为中心；而郑和船队将这些‘点’连成‘网’，形成了覆盖亚非的贸易网络，”林珊展开宋代与明代古里港贸易范围对比图，“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代贸易站的遗迹，看看郑和是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贸易规模的。”
郑海峰的团队在贸易站遗址的货栈区，发现了一处宋代陶瓷窖藏。窖藏中除了大量泉州窑青瓷、广州窑白瓷外，还有少量的阿拉伯玻璃器和印度象牙制品。“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集中在12世纪中期，”郑海峰说，“陶瓷与玻璃器、象牙的共存，证明宋代古里港已是亚非商品的集散地，为郑和后来建立‘朝贡贸易’网络奠定了基础。”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贸易站的石碑亭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宋代双语石碑。石碑的中文部分写着“绍兴十二年，泉州舶商于此设栈，通商互市”，阿拉伯文部分则记载了当地酋长与中国商人的贸易约定。“这是宋代亚非贸易的官方凭证！”方美怿说，“它证明宋代贸易已得到当地政权的认可，不是零散的民间交易，这种‘官方背书’的模式，被郑和船队继承并发展为‘朝贡贸易’。”
当地的科泽科德文化部门为了配合考古工作，举办了“宋代古里与中国”民俗展，展出了大量当地民众收藏的宋代陶瓷。一位名叫拉吉夫的老人，带着一件祖传的宋代青瓷瓶来到考古队：“这是我的祖先从中国商人手里换来的，瓶身上的花纹是印度的莲花，说明是专门为我们定制的。”
程远看着青瓷瓶上的中印合璧花纹，感慨道：“宋代贸易已经有了‘定制化’的雏形，而郑和船队则将这种文化融合推向极致，带去的瓷器上既有中国龙纹，也有当地的宗教图案。这种文化互鉴，正是贸易的最高境界。”
2024年9月，“海探七号”抵达东非桑给巴尔岛——《岭外代答》中记载的“层拔国”，宋代横渡印度洋航线的最南端，也是郑和船队“发扬”航线的重要节点。程远站在桑给巴尔的基尔瓦遗址前，手里捧着一块宋代青瓷残片，残片上的“广州窑”款识与《岭外代答》中“层拔国产象牙、生金，宋船至，以瓷易之”的记载相互印证。
“宋代横渡航线虽然抵达了东非，但规模较小，主要集中在摩加迪沙和桑给巴尔；而郑和船队则将航线延伸到了南非的厄加勒斯角，形成了完整的东非航线网络，”林珊展开宋代与明代东非航线对比图，“我们这次来，就是要找宋代瓷片遗址，看看郑和是如何在宋代航线基础上扩大范围的。”
郑海峰的团队在基尔瓦遗址的住宅区，发现了大量的宋代陶瓷残片，其中包括泉州窑青瓷、越窑青瓷和广州窑白瓷，部分瓷片上还残留着使用痕迹。“碳十四检测显示，这些瓷片的年代集中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郑海峰说，“瓷片的分布范围很广，从贵族住宅到平民小屋都有，证明宋代瓷器已深入东非社会，为郑和后来的‘赏赐贸易’打下了文化基础。”
欧阳宗明和方美怿在遗址的墓葬区，发现了一座宋代商人的古墓。墓中出土了一枚宋代“淳熙元宝”铜钱和一块刻有“张”字的木牌，铜钱的边缘还残留着阿拉伯文的刻痕。“这枚铜钱是宋代商人与阿拉伯商人交易的证据，”方美怿说，“阿拉伯文刻痕说明铜钱在东非和阿拉伯地区都能流通，这种‘货币互通’的模式，被郑和船队继承并发展为‘以物易物+货币交易’的双轨制。”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瓷片遗址进行系统性发掘时，三名盗墓者试图用洛阳铲盗挖墓葬区的文物。欧阳宗明立刻带领安保人员上前阻拦，与盗墓者发生肢体冲突。盗墓者见势不妙，丢下挖到的瓷片残片仓皇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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