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海峰的团队对观测坑进行测绘，发现坑的直径约2米，深度0.5米，坑壁上刻有12道均匀分布的刻度，对应“一指”至“十二指”的牵星单位。“船员站在坑中心，通过坑壁的刻度比对南十字星的高度，”郑海峰用3D建模还原观测场景，“当南十字座α与第八道刻度对齐时，就是‘八指’，与海图记载的木骨都束段牵星数据完全吻合。”
方美怿在观测坑的石缝中，发现了一块刻有“灯笼骨星八指半”的陶片，陶片上还残留着炭黑痕迹，推测是船员用炭笔记录数据时留下的。“这块陶片的年代是1415±3年，正好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期间，”方美怿说，“它证明观测坑不是后世建造的，而是郑和船队使用过的导航设施。”
在观测坑附近的墓葬中，考古队发现了一具明代水手的骸骨，骸骨的头骨朝向南方，手中握着一块刻有南十字星图案的木牌。法医检测显示，骸骨年龄约32岁，骨骼上有长期海上生活的劳损痕迹，牙齿中残留着东非特有的高粱成分。“这位水手可能是船队的‘星官’，负责观测南天星辰，”程远感慨道，“他的骸骨朝向南方，握着星图木牌，证明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坚守导航的职责。”
“海探七号”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明代忽鲁谟斯）的沉船遗址中，发现了一本保存完好的《牵星日志》——日志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书写，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从古里到忽鲁谟斯的牵星观测数据，是资料中“过洋牵星图”的文字补证。
“日志开篇就写‘古里开洋，牵北辰星四指，灯笼骨星十一指半’，与《郑和航海图》‘古里往忽鲁谟斯过洋牵星图’的注记完全一致，”程远翻阅日志，“更珍贵的是，它记录了每天的观测时间、天气状况，甚至云层对观测的影响，是研究牵星术实践应用的第一手资料。”
林珊重点解读日志中“多星校正”的记载：“永乐十三年正月十五，阴，北辰星不可见，改牵织女星七指，西北布司星八指，比对针路，航向无误。”“这正是资料中‘以防星辰被遮，备用星辰参考’的实践案例，”林珊说，“织女星（天琴座α）、西北布司星（双子座α）都是海图标注的备用星辰，日志证明船队确实在实战中使用过这套备用方案。”
欧阳宗明在日志的最后几页，发现了一段阿拉伯文批注，经翻译为“中国船员用乌木板测量星高，精准如仪器，令人惊叹”。“这是当时阿拉伯商人对牵星术的亲眼见证，”欧阳宗明兴奋地说，“它从第三方视角印证了郑和导航技术的先进性，比同时期欧洲的天文导航精度高出数倍。”
伊朗考古学家穆罕默德·礼萨带着当地发现的阿拉伯天文仪器来到团队，将其与《牵星日志》的数据对比。“阿拉伯仪器测量星高的误差约3°，而中国牵星术的误差仅0.5°，”礼萨感慨道，“日志中‘北辰星十一指’（20.9°）对应忽鲁谟斯（27.1°N）的纬度，误差仅0.2°，这种精度在15世纪是世界顶尖水平。”
“海探七号”返回中国南海，在西沙群岛（明代“石塘”）的甘泉岛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星象图案的花岗岩——石上刻着北辰星、华盖星的符号，还有“石塘北辰星五指”的字样，印证了资料中《郑和航海图》将南海诸岛分为“石塘”“万里石塘屿”“石星石塘”的地理认知。
“宋代文献仅泛称南海为‘长砂、石塘’，而《郑和航海图》已精确区分三大群岛，这块星象刻石就是海域认知深化的实物证据，”程远指着刻石上的“五指”刻度，“西沙群岛的纬度约16.8°N，北辰星仰角约16.9°（5指×1.9°=9.5°，误差源于明代北极星定义差异），证明船队不仅测绘了岛屿位置，还通过牵星术确定了海域纬度。”
郑海峰的团队在刻石旁，发现了一处明代的“针路碑”，上面刻着“石塘用壬丙针十更抵占城”，与《郑和航海图》的针路记载一致。“星象刻石与针路碑并存，证明郑和船队的导航是‘星辰+罗盘’双保险，”郑海峰说，“这也是他们能在南海复杂海域安全航行的关键。”
方美怿在刻石附近的水井遗址中，发现了一块陶片，上面刻着“永乐七年，舟师过石塘，补淡水，观星定针路”的字样。“陶片的年代与刻石一致，”方美怿说，“它记录了船队在石塘的活动，证明这里不仅是航线节点，还是重要的补给站，与海图‘石塘有甘泉’的注记相互印证。”
就在考古队准备将星象刻石运回实验室时，两艘非法盗捞船试图靠近遗址。程远立刻联系南海执法局，同时指挥“海探七号”的安保系统启动预警。执法船迅速赶到，截停了盗捞船，查获了一批准备盗挖的文物。“南海诸岛的考古遗址是中国海域认知的实物见证，绝不能让盗墓者破坏，”程远严肃地说，“我们已在遗址周边布设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守护这些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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