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揣着那封刚开了个头的“求职信”与一股近乎悲壮的孤勇,林霄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重新踏入现实。一股混合着泥土与腐朽草木的气息扑面而来,提醒着他所处的时空与境遇。饥饿,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缠绕着他的胃囊;贫困,如影随形,渗入这间茅屋的每一寸缝隙,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那斥“巨资”购得的三文钱劣质纸张,被他反复数过,确凿无疑,一共十张。它们粗糙、厚薄不均,边缘甚至带着未斫平的粗纤维,手指抚过,竟有几分刮擦感,仿佛握着的不是书写载体,而是一捧粗粝的沙土。那点墨粉更是可怜,盛在破陶碗底,仅能覆盖碗底薄薄一层,且色泽灰暗,杂质颇多。至于那支秃头毛笔,笔锋开叉,硬涩不堪,写不了几个字便需重新蘸墨,极大拖慢了书写进度,更时时考验着他本已紧绷的神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人诚不我欺。可我这‘器’差到如此地步,还没见到朱元璋,施展什么经天纬地之才,倒先被这纸笔墨把自己给磨没了……真是龙游浅水,虎落平阳,憋屈至极!”
然而,比书写工具更迫在眉睫的,是生存。家中米缸早已见底,最后那点糙米,即便他每日只煮一顿清可见影的稀粥,算计着下咽,最多也只能再支撑三天。腹中的空鸣与阵阵袭来的虚弱感,无情地打断他对宏图大业的构思。理想固然光辉万丈,但胃囊的抗议却更为直接和凶猛。他不得不再次放下那关乎未来命运的奏疏构思,将全部精力投身于更为原始和紧迫的觅食大业之中。
砍柴?体力消耗巨大,换来的铜钱却寥寥,且远水解不了近渴。思前想后,他只得再次将目光投向屋后那条蜿蜒流淌的小河。这一次,他发了狠,不再满足于徒手摸碰运气。他翻找出再也无法蔽体的破旧衣衫,又折来韧性尚可的树枝,耗费整整半日光阴,手指被划破数处,终于勉强绑扎成一张简陋不堪、孔隙粗大的拦网。虽知其效果聊胜于无,但总算是个工具。他几乎是匍匐在潮湿的河岸边,睁大酸涩的双眼,屏息凝神,搜寻着水下任何一丝可能的动静。冰凉的河水浸湿了他的衣袖,阳光晒得他头皮发烫,时间在等待中缓慢流逝,希望与绝望交织。
不知是穿越者那点微末的气运终于起了作用,还是河中的鱼虾看他实在可怜,在他几乎要放弃之时,竟真让他网到了两条巴掌大小、挣扎有力的鲫鱼,外加几只活蹦乱跳的青虾。
“苍天啊!大地啊!各路神仙菩萨!终于开眼了!是肉!是蛋白质!是优质的蛋白质!”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狂喜瞬间冲垮了连日来的阴霾。他几乎是热泪盈眶,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些珍贵的收获,如同捧着绝世珍宝,脚步虚浮却又异常坚定地奔回茅屋。
也顾不上什么精细的烹调方法,他以最快速度将鱼虾清理干净,尽管手法笨拙,腥气弥漫。随即,便将这难得的美味与最后那点糙米一同投入陶釜中,加水熬煮。很快,一锅腥气与米香奇异混合的鱼粥便成了。那味道或许称不上鲜美,甚至有些刺鼻,但在此时的林霄看来,这无疑是世间最极致的美味。他仔细地、近乎虔诚地喝完了每一口,连细小的鱼刺都嚼碎咽下。一股久违的暖意自胃部升腾,扩散至四肢百骸,虽不足以彻底填饱肚子,却极大补充了体力,更重要的是,暂时驱散了那如附骨之疽的饥饿恐慌。
生存危机暂缓,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再度全心投入奏疏的撰写大业。茅屋低矮,窗户狭小,室内光线昏暗,他只能抓紧白天的每寸光阴。没有书桌,他便将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充作案台,伏在上面书写;没有椅子,或蹲或跪,时间一长,腿脚酸麻不堪。墨粉不足,便拼命兑水,调出的墨汁淡如烟霞,字迹时常模糊难辨,需极力分辨方能认出。
“这要是千百年后被后世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估计得定名为‘洪武朝贫困秀才生活实证’或‘疑似明代底层知识分子墨书残迹’……太心酸了,简直是行为艺术式的着书立说。”
然而,外在条件的艰苦尚可克服,内容构思上的挑战才真正堪称艰巨。他需从记忆深处反复打捞、筛选关于明初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洪武八年前后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以及官场生态。空印案无疑是最核心、最有力的切入点,但他深知,绝不能就案论案,必须由此引申,触及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吏治痼疾,方能显出自己的见识与价值。
他努力回想朱元璋的施政风格与心理特征:这位布衣天子对官僚系统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可说是憎恶;他鼓励百姓直接监督官员(如允许民众绑缚贪官上京),试图以民制官;因其亲身经历过元末民变与民生疾苦,故而对百姓生计格外关注,尽管其手段往往严酷暴烈。基于此,奏疏的基调必须鲜明:牢牢站在“小民”立场,代民发声,慷慨激昂地控诉“贪官污吏”与“豪强劣绅”的罪恶,同时巧妙地将朱元璋捧得极高,将其与这些问题切割开来,将一切弊政的根源归结于“陛下圣明,奈何受小人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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