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州，这座悬于浩渺南海之上的巨大岛屿，在大明帝国的版图中，长久以来扮演着一个复杂而边缘的角色。在绝大多数京城官员的认知里，那里是天涯海角，是瘴疠弥漫、鳄鱼出没的化外之地，是流放重犯、使其九死一生的天然牢狱。奏折上冰冷的“琼州”二字，往往伴随着“烟瘴”、“蛮黎”、“贫瘠”等字眼，勾勒出一幅令人望而生畏的图景。
然而，此刻端坐于京城书斋之中的林霄，透过层层叠叠的文书与泛黄的地图，看到的却是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象。
书斋内，烛火摇曳，映照着悬挂在墙上的巨幅《坤舆万国全图》，他的目光久久停留在帝国南端那片梨叶状的岛屿上。在他深邃的眼眸中，琼州不再是帝国的累赘或文明的终点，而是蕴含着无限生机的未来沃土，是一条在政治风暴袭来时至关重要的海上退路，更是在这晦暗不明、山雨欲来的时局中，一缕燃烧不灭的希望之火。
他看到的不是瘴疠，而是丰富的热带物产；不是蛮荒，而是朝廷控制力难以深入的自由空间；不是孤悬海外，而是扼守南海航道、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冲。
他精心构画的“金蝉脱壳”计划，环环相扣，险峻异常，如同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
而其中最为核心、也最难确保万无一失的环节，并非如何从京城这个龙潭虎穴中“脱身”，而是如何在脱身之后，将千辛万苦救出的目标人物，安全地隐匿起来，并给予其长久、安稳且可持续的安置。
这不仅是找个藏身之所那么简单，更是要为其打造一个能抵御未来风险、甚至能重新积蓄力量的庇护所。
京城无疑是龙潭虎穴，遍布厂卫耳目，而帝国腹地各省，亦是盘根错节，关系复杂，任何不寻常的人员流动或资产聚集，都可能引来难以预料的关注和致命的打击。
因此，这个理想的安置点，必须同时满足几个苛刻的条件：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朝廷的直接控制力相对薄弱、拥有地理上的天然隔离屏障以增加探查难度，并且要具备应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尤其是便捷的出海通道，以便在万不得已时能够迅速撤离。
远在千里之外，隔着波涛汹涌的琼州海峡，拥有崇山峻岭和茂密热带雨林作为天然隔离条件，同时又坐拥漫长海岸线、港湾众多、海路四通八达的琼州，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林霄的战略棋盘上，经过反复权衡，成为近乎唯一的选择。
那里真正是“天高皇帝远”，朝廷律法的执行往往大打折扣，地方官员也多以维持现状、相安无事为主。
对于林霄的计划而言，琼州可谓“进可扬帆远航，深入南洋或远遁海外；退可匿于山林黎峒，凭借复杂地形与外界周旋”，实乃是实施“保全火种”这项大计的理想之地。
事实上，早在“保全火种”计划被正式提上日程之前，深谙“未雨绸缪”之道的林霄，就已经开始不动声色地着手经营琼州这片未来的根基之地。在成功入朝之后，他利用苏家渠道进行发展，通过琉璃工坊的股份、书籍出版的抽成，以及一些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进行的、看似不起眼却收益颇丰的小额投资，悄然积累起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这笔财富，便是他布局琼州的初始资本。
这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遵循着“隐秘”作为最高原则。林霄本人从未踏足琼州，甚至刻意避免动用任何与京城官场、尤其是与他自己有明面关联的渠道和资源。
他像一只在暗处耐心织网的蜘蛛，通过数层精心挑选、互不统属、单线联系的中介人，小心翼翼地与那些常年往来于福建、广东与琼州之间的海商群体搭上了线。
这些海商，常年漂泊海上，见多识广，关系网络错综复杂，重利而轻义，且大多对朝廷官府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实用态度，正是执行此类需要严格保密、且带有一定风险任务的合适人选。
林霄看中的，正是他们游离于主流体系之外的边缘性和灵活性。
最初的动作极为谨慎而低调，充分体现了林霄的耐心。
他只是通过这些可信的海商中介，使用诸如“北地贾人赵氏”、“闽南客商钱记”之类毫不起眼、难以追查的化名，在琼州府城附近人口相对稠密、商业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以及一些看似荒僻、实则拥有优良避风港湾、易于船只停靠和隐蔽的沿海地带，零散地购置了几处产业。
这些产业类型普通，包括产出稻谷杂粮的田庄、种植着椰子、槟榔、甘蔗等热带作物的果园，以及一些因原住民渔民迁往更富饶渔场或其他原因而废弃的小村落遗址。
每一处产业的购置规模都不大，以免树大招风。所有关键的地契、房契等文书，由海商经办完成后，通过极其曲折的秘密渠道，如接力般几经辗转，确保无人能追溯源头，最终才会安全送达林霄手中。
这些分散在琼州不同区域的产业，在明面上毫无关联，登记的主人姓名、籍贯各异，购置的理由也编排得合情合理，经得起地方小吏或好奇乡绅的寻常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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