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深吸一口气。朱元璋的多疑和掌控欲，让他对任何藩王，尤其是手握重兵、雄踞北疆的朱棣，都保持着最高级别的警惕。这种“格外关注”，既是朱棣的压力，也可能成为他铤而走险的催化剂。而朱标作为储君，反而可能被蒙在鼓里，或者因为仁厚，对亲弟弟的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惕。
来自不同渠道、不同角度的信息在林霄脑中反复印证、交叉比对，最终汇聚成一份沉甸甸的情报核心：
朱棣利用卫所缺额和王府护卫名额，大规模招募、训练精锐私兵，规模远超朝廷规定。在北平城外及周边险要之地，秘密修建营房、仓库、训练场等军事设施。大规模采购木材、布匹，尤其是军需品、粮食等战略物资，为长期行动做准备。以僧道、谋士为核心，组建秘密幕僚团队，积极筹划。利用直奏之权，绕过常规程序，与朱元璋保持特殊联系，既表忠心，也可能在试探或误导。
这份情报的价值和危险性都极高。如何将其安全、及时地传递到太子朱标手中，成为摆在林霄面前的最大难题。直接上书？无异于自寻死路，且无法解释信息来源。通过苏婉或其家族？风险同样巨大，且容易暴露苏婉这条宝贵的暗线。
林霄的目光，再次落回到那堆积如山的典籍和编修文稿上。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形——借编书之名，行告密之实！
他铺开一张用于绘制大典插图的素白熟宣，提笔蘸墨，却不是作画，而是以极其工整的馆阁体，开始撰写一份关于“前代藩镇割据地理考略”的学术札记。文中，他引经据典，详述了汉之七国、唐之河朔三镇等因据守形胜之地、拥兵自重而酿成大祸的历史教训。行文严谨，论证充分，完全是一派学者忧心国事的拳拳之心。
然而，在札记的末尾，当他论及“本朝藩屏之制，圣虑深远，然居安思危，不可不察”时，笔锋看似不经意地一转：
“……臣近览北平行都司旧志及边镇舆图，见燕藩之地，北控大漠，南扼中原，形胜甲于北疆。昔汉之燕王臧荼、唐之幽州卢龙，皆据此地而兴波澜。今观其地，关隘修缮日勤，军伍操演之精，或有逾制之嫌？坊间商旅亦传，城外土木大兴，物料转运频繁，虽曰藩府营造，然规模之巨，恐非寻常王府所需。凡此种种，虽道听途说，未足为凭，然《春秋》之义，在于‘见微知着’，‘防患未然’。臣职在编修，见闻所及，不敢不言，伏惟殿下明察。”
整段文字，没有一句直接指控朱棣谋反，所有信息都披着“考据所得”、“道听途说”的外衣，落脚点也是“见微知着”、“防患未然”的忠告。他将朱棣的扩军、筑城、囤积物资等具体行为，巧妙地镶嵌在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和对现实地理、经济现象的“客观”描述中。即便这份札记被他人看到，也只会觉得林修撰读书读得走火入魔，杞人忧天，或者最多是过于耿直。
最关键的一步，是如何将这份“学术札记”送到朱标案头。林霄选择了最不起眼、也最安全的方式——夹带在编修组定期呈送东宫审阅的《大典编纂进度与疑难问题汇总》之中！
这份汇总报告厚达数十页，内容庞杂枯燥，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编纂中遇到的版本、训诂、体例等问题。林霄将自己那份关于“藩镇地理考略”的札记，巧妙地混入“舆地门”的编纂难点部分，标题也取得平淡无奇：《关于前代北疆藩镇地理沿革与军事布防关联性之若干考辨及编纂建议》。它静静地躺在报告中间，毫不起眼。
报告按惯例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孙耀宗审阅后，呈送东宫。孙耀宗对林霄这种“掉书袋”的行为早已习以为常，粗略翻看，见都是些陈词滥调的历史教训和捕风捉影的传闻，心中嗤笑一声“书呆子多事”，便大笔一挥，同意呈送。他哪里想得到，这份看似迂腐的札记里，藏着指向当朝最有权势藩王的致命信息！
报告送达东宫时，朱标正被一场春寒引发的咳疾所困扰，面色苍白，精神不济。他强打精神，翻阅着厚厚的报告。当看到林霄那份札记时，起初并未在意，只当是寻常的学术探讨。然而，当他读到“燕藩之地，北控大漠，南扼中原，形胜甲于北疆”时，心头莫名一跳。接着，“关隘修缮日勤，军伍操演之精，或有逾制之嫌？”“城外土木大兴，物料转运频繁，规模之巨，恐非寻常王府所需”等字句，如同冰冷的针，刺入他的眼帘。
朱标对四弟朱棣，感情是复杂的。既有兄弟之情，也深知其勇略过人，更隐隐感觉到父亲对这位四弟的忌惮与……某种难以言说的期许？他本人性情宽厚，不愿以恶意揣测亲弟，但林霄札记中列举的现象，结合他偶尔从其他渠道听到的零星信息，像散落的珠子，被林霄这根线隐隐串了起来！
“见微知着……防患未然……”朱标喃喃念着林霄的结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他了解林霄，此人看似木讷，实则心细如发，更有一股常人难及的敏锐和胆识。从空印案死谏，到胡惟庸、蓝玉两案中若隐若现的身影，再到如今主持大典编纂的沉稳表现，林霄绝不会无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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