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四年的初夏,应天城在一场连绵数日的透雨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澄澈阳光。
雨水洗刷了宫阙殿宇上的积尘,琉璃瓦反射着耀目的金辉,连带着翰林院庭院中那些蓊蓊郁的古木,也舒展出格外鲜亮的翠意。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新气息,仿佛连日来的阴郁沉闷都被这一场甘霖涤荡而去。
然而,在这片表象的明净之下,那股自帝国权力核心滋生、并悄然蔓延至官僚体系末梢的紧绷感,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如同这初夏的气候,在阳光照射下,蒸腾起一股更为黏稠、更令人窒息的低压。
文华殿那场关于藩王策的奏对,虽仅限于林霄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无只言片语外泄,但其引发的无形涟漪,却已悄然触及了林霄身处的小小漩涡。
林霄依旧每日准时出现在翰林院典籍库,埋首于那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他负责的《洪武大典》“舆地门”编纂工作,已进入更为精细、也更为繁琐的校勘与定稿阶段。相较于前期广搜博采的宏阔,眼下更多的是需要极致耐心与严谨的字斟句酌。
一页页泛黄的书稿,一行行模糊的刻字,一个个需要考证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细节,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比以往更加沉默,行动轨迹更加固定,将自己完全隔绝在学术的壁垒之后,仿佛真的成了一尊只会呼吸墨香的古籍雕像。
同僚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方式。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林修撰自从参与了大典编纂的“要务”后,非但没有借此机会攀附钻营,反而愈发显得“不通世务”。他对待那些枯燥考据工作的专注与投入,在那些期待着凭借文章才华直上青云的同僚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自讨苦吃”。
孙耀宗如今见到他,偶尔会停下脚步,用一种混合着些许怜悯与更多是“此子不堪大用”的最终定论的目光扫过他,或许会随口问一句“琼州物产志校得如何了?”语气平淡,再无之前的审视与探询。林霄总是立刻起身,恭敬回答:“回大人,正在逐一核对地方志与前朝笔记异同,力求无误。”态度谦卑,回答得体,将话题牢牢锁定在具体事务上。孙耀宗便会“嗯”一声,不再多言,背着手踱开。
林霄这种“安于本职”、“心无旁骛”的表现,无疑完美符合了上至皇帝、下至掌院学士对他“勤于案牍”的定位,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他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威胁。
然而,在这层精心构筑的“书蠹”保护色之下,林霄的头脑却从未停止过高速运转。
文华殿奏对的每一个细节,朱标太子那沉重而疲惫的眼神,那声关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叹息,都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他的心底。
他知道,自己那番“强干弱枝,徐徐图之”的建议,或许为忧心忡忡的太子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但根本无力改变那日益迫近的结构性矛盾。
朱元璋对北疆的强势布防,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而朱棣在北平的隐忍与暗中积蓄,则像是地下奔涌的熔岩,寻求着喷薄的裂口。
这表面的平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最后的间歇,压抑得令人心悸。
这种对大局的深刻忧虑,反而促使他更加珍惜眼前这方由故纸堆构成的“避风港”,也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这“编纂大典”的绝佳平台,为自己、也为远在琼州的“方舟”积蓄力量的决心。
他的工作,远非简单的抄录与校勘。
这一日,他负责审核“舆地门”中“江南道·镇江府”部分的一批稿件。稿件由一位名叫吴思贤的翰林编修初步整理完成,内容主要涉及镇江府历代沿革、山川形胜、名胜古迹。
表面看来,文稿引证丰富,文笔流畅,并无明显纰漏。但林霄在核对一条关于城西“蒜山”的典故时,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稿件中引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蒜山,在城西三里,临江绝壁,相传汉末周瑜与诸葛亮于此议拒曹公,谋算于此,因名。”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地理典故引用。然而,林霄记得自己此前在整理另一批前元文人笔记时,曾看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他立刻起身,在密集的书架间穿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数月来对库藏典籍的熟悉,很快便找到了那册名为《至顺镇江志》的残本。翻至相关篇章,果然看到上面记载着:“蒜山,旧名算山,或云晋代某隐士精于算术,结庐于此,故名。其地险要,南朝时尝为屯兵之所。至唐末,始有附会周郎、诸葛事者,盖因山势临江,便于观览形势耳,然考之正史,二人未尝至镇江,此说实为后人穿凿。”
两相对照,差异立现。《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而《至顺镇江志》为元朝所修,后者时代更晚,且明确指出“周瑜诸葛亮蒜山定计”之说为唐末后人附会穿凿。吴思贤在整理稿件时,显然看到了这两种记载,但他却选择了传播更广、也更富戏剧性的前者,而对后者的辨正之说只字未提,甚至未加任何考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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