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平时，这或许只能算作学术上的疏漏或偏好不同，并非大奸大恶。但在编纂《洪武大典》这等“盛世修典、彰显文治”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这种对史料缺乏严谨考辨、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不利于“名人效应”记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涉及诸葛亮这等被历代君王推崇为“忠臣楷模”的人物事迹时，更应谨慎。
林霄不动声色，继续仔细审阅吴思贤负责的其他部分稿件。
很快，他又发现了几个类似的问题：在记述某处南朝古寺时，吴思贤大肆渲染其与某位帝王（非本朝）的渊源，却略去了该寺在元末曾遭兵燹、部分建筑为前朝遗老集资重建的记载；在收录当地文人诗词时，明显偏好辞藻华丽、歌功颂德之作，而对一些反映民间疾苦、风格沉郁的诗文选择性忽略。
这些看似零散的“瑕疵”，汇聚在一起，却隐隐勾勒出这位吴编修某种趋利避害、迎合上意的学术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求真精神、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
林霄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他想起此前偶尔听同僚闲聊，提及这位吴编修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家族与朝中某些清流官员关系密切，其本人亦以“才思敏捷、善于属文”着称，颇得孙耀宗的赏识，被视为有望在本次大典编纂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升迁的“潜力股”。
“才思敏捷……善于属文……”林霄心中默念：“怕是更善于揣摩风向、粉饰太平吧。这等人物，若在太平年月，或可做个合格的词臣，但在如今这暗流涌动之际，其心性如此，将来若居要职，恐非社稷之福。小辫子+1，记下了。”
他并未立刻对稿件提出质疑，而是如同往常一样，取过自己那本厚厚的、外观与普通读书笔记无异的特制册子，翻到特定页数，用只有自己能完全理解的混合了简体字、拼音首字母和特殊符号的密写方式，简要记录了发现的问题：“镇江稿，吴思贤，蒜山典故取舍存疑，略元志辨正，或有迎合‘忠贤’叙事之嫌。另，文风偏好浮华，略民生疾苦。其人学术严谨性待察。”记录完毕，他合上册子，将其与一堆待校的书稿混在一起，毫不起眼。
这只是编纂日常中的一个微小插曲，却让林霄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在这看似纯粹的文化事业中，也充满了各种微妙的人心算计与利益纠葛。
这座翰林院，乃至整个大明官场，就像一片看似平静的墨海，其下却暗藏着无数或明或暗的旋涡与礁石。而他，这条意外闯入的“鲶鱼”，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既要利用这墨海隐藏自身，也要小心不被其下的暗流吞噬。
数日后，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消息，通过苏婉那绝密的渠道，悄然传递到了林霄手中。这次并非丝帕或信笺，而是一本看似寻常的、市面常见的《千家诗》刻本。在特定几首诗的行间，用极细的针尖刺出了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孔洞，组成了一套复杂的密码。林霄耗费了半夜功夫，才在灯下借助放大镜和密码本，将其破译出来。消息内容简短，却字字千钧：
“北线密报：燕王府近与辽东都司某参将往来密切，疑以‘互市’、‘协防’为名，行物资转运之实。另，北平城中近日有陌生番僧活动，形迹诡秘，似非中土人士。陛下近日常独处武英殿，翻阅北疆舆图至深夜，侍奉内侍皆屏退，神色凝重。东宫近来请安，陛下问及《汉书》七国之乱篇目，意有所指。”
这寥寥数语，如同几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林霄本就不平静的心湖。
燕王府与辽东军官的勾结，意味着朱棣的触角已经开始向更广阔的北方边镇延伸，试图构建一条更为隐蔽的物资补给和情报网络。陌生番僧的出现，则暗示朱棣可能不仅在积蓄武力，还在寻求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甚至是与域外势力有所勾连？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而朱元璋的反应，更让林霄感到一股寒意正顺着脊椎爬升。皇帝深夜独览北疆舆图，询问太子关于七国之乱的典故，这几乎已经是赤裸裸地将朱棣与汉初造反的藩王类比，其内心的猜忌与杀机，恐怕已酝酿到了临界点。这位开国皇帝，显然并未完全被朱标的“好转”和太孙的册立所安抚，他对北疆那个强大儿子的警惕，与日俱增。一场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终极摊牌，似乎随时可能因某个意外事件而引爆。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已经刮得如此之急了吗？”林霄放下破译后的纸条，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夜色深沉，远处隐约传来巡夜更夫梆子声，悠长而空洞。初夏的夜风带着微暖的花香，吹在他因紧张而有些发凉的脸上，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头的沉重。
他将纸条就着灯焰点燃，看着那跳跃的火苗将墨迹与纸张一同吞噬，化为灰烬。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再次打开了那本厚厚的“黑料本”。这一次，他翻到了专门记录北疆动态和朝堂风向的密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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