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平时,这或许只能算作学术上的疏漏或偏好不同,并非大奸大恶。但在编纂《洪武大典》这等“盛世修典、彰显文治”的重大文化工程中,这种对史料缺乏严谨考辨、甚至有意无意忽略不利于“名人效应”记载的做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涉及诸葛亮这等被历代君王推崇为“忠臣楷模”的人物事迹时,更应谨慎。
林霄不动声色,继续仔细审阅吴思贤负责的其他部分稿件。
很快,他又发现了几个类似的问题:在记述某处南朝古寺时,吴思贤大肆渲染其与某位帝王(非本朝)的渊源,却略去了该寺在元末曾遭兵燹、部分建筑为前朝遗老集资重建的记载;在收录当地文人诗词时,明显偏好辞藻华丽、歌功颂德之作,而对一些反映民间疾苦、风格沉郁的诗文选择性忽略。
这些看似零散的“瑕疵”,汇聚在一起,却隐隐勾勒出这位吴编修某种趋利避害、迎合上意的学术倾向,或者说,是一种缺乏求真精神、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思维定式。
林霄的嘴角泛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他想起此前偶尔听同僚闲聊,提及这位吴编修出身江南书香门第,家族与朝中某些清流官员关系密切,其本人亦以“才思敏捷、善于属文”着称,颇得孙耀宗的赏识,被视为有望在本次大典编纂中脱颖而出、进而获得升迁的“潜力股”。
“才思敏捷……善于属文……”林霄心中默念:“怕是更善于揣摩风向、粉饰太平吧。这等人物,若在太平年月,或可做个合格的词臣,但在如今这暗流涌动之际,其心性如此,将来若居要职,恐非社稷之福。小辫子+1,记下了。”
他并未立刻对稿件提出质疑,而是如同往常一样,取过自己那本厚厚的、外观与普通读书笔记无异的特制册子,翻到特定页数,用只有自己能完全理解的混合了简体字、拼音首字母和特殊符号的密写方式,简要记录了发现的问题:“镇江稿,吴思贤,蒜山典故取舍存疑,略元志辨正,或有迎合‘忠贤’叙事之嫌。另,文风偏好浮华,略民生疾苦。其人学术严谨性待察。”记录完毕,他合上册子,将其与一堆待校的书稿混在一起,毫不起眼。
这只是编纂日常中的一个微小插曲,却让林霄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在这看似纯粹的文化事业中,也充满了各种微妙的人心算计与利益纠葛。
这座翰林院,乃至整个大明官场,就像一片看似平静的墨海,其下却暗藏着无数或明或暗的旋涡与礁石。而他,这条意外闯入的“鲶鱼”,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既要利用这墨海隐藏自身,也要小心不被其下的暗流吞噬。
数日后,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消息,通过苏婉那绝密的渠道,悄然传递到了林霄手中。这次并非丝帕或信笺,而是一本看似寻常的、市面常见的《千家诗》刻本。在特定几首诗的行间,用极细的针尖刺出了肉眼几乎无法察觉的微小孔洞,组成了一套复杂的密码。林霄耗费了半夜功夫,才在灯下借助放大镜和密码本,将其破译出来。消息内容简短,却字字千钧:
“北线密报:燕王府近与辽东都司某参将往来密切,疑以‘互市’、‘协防’为名,行物资转运之实。另,北平城中近日有陌生番僧活动,形迹诡秘,似非中土人士。陛下近日常独处武英殿,翻阅北疆舆图至深夜,侍奉内侍皆屏退,神色凝重。东宫近来请安,陛下问及《汉书》七国之乱篇目,意有所指。”
这寥寥数语,如同几块沉重的巨石,投入林霄本就不平静的心湖。
燕王府与辽东军官的勾结,意味着朱棣的触角已经开始向更广阔的北方边镇延伸,试图构建一条更为隐蔽的物资补给和情报网络。陌生番僧的出现,则暗示朱棣可能不仅在积蓄武力,还在寻求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支持,甚至是与域外势力有所勾连?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而朱元璋的反应,更让林霄感到一股寒意正顺着脊椎爬升。皇帝深夜独览北疆舆图,询问太子关于七国之乱的典故,这几乎已经是赤裸裸地将朱棣与汉初造反的藩王类比,其内心的猜忌与杀机,恐怕已酝酿到了临界点。这位开国皇帝,显然并未完全被朱标的“好转”和太孙的册立所安抚,他对北疆那个强大儿子的警惕,与日俱增。一场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终极摊牌,似乎随时可能因某个意外事件而引爆。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风,已经刮得如此之急了吗?”林霄放下破译后的纸条,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夜色深沉,远处隐约传来巡夜更夫梆子声,悠长而空洞。初夏的夜风带着微暖的花香,吹在他因紧张而有些发凉的脸上,却丝毫无法驱散心头的沉重。
他将纸条就着灯焰点燃,看着那跳跃的火苗将墨迹与纸张一同吞噬,化为灰烬。然后,他回到书桌前,再次打开了那本厚厚的“黑料本”。这一次,他翻到了专门记录北疆动态和朝堂风向的密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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