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公大楼的石英钟指向下午三点时，谷书记的黑色帕萨特刚驶入大院。司机小周注意到，后座的县委书记今天没像往常那样翻文件，而是望着窗外的香樟树出神——那些树干上还留着去年防汛时钉的水位线，像串沉默的刻度，记着这座县城的起起落落。
“通知下去，四点开常委会。”谷书记推开车门时，声音比晨光里的露水还凉，“议题提前发下去了，关于青石乡人事调整的事，让同志们都准备准备。”
县委常委会的会议室在三楼东侧，十二张深棕色的实木椅围着椭圆形会议桌，桌角的铜包边被磨得发亮。谷书记走进来时，已有几位常委在低声交谈，烟雾在顶灯的光晕里盘旋成模糊的团。他径直走向主位，将手里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下，金属搭扣与地面碰撞的轻响，让满室的低语瞬间停了。
“人到齐了，开始吧。”谷书记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目光扫过在座的八位常委，“先请纪委王书记通报一下青石乡的情况。”
纪委书记王勇推了推黑框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摞复印材料，纸张边缘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根据群众举报和初步核查，青石乡党委书记张建国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一是虚报种薯采购数量，套取省级农业补贴十七万三千元；二是挪用水渠项目专项资金二十四万元，为其侄子张建军在县城购置商品房；三是在2007年乡卫生院改造工程中，收受承包商好处费八万元……”
每份材料上都钉着银行流水和当事人签字的笔录，最上面那张照片里，张建国穿着他常穿的黑绸衫，正往公文包里塞一个牛皮纸信封，镜头捕捉到他嘴角那抹得意的笑——这是县纪委监委在张乡长侄子的婚礼上拍到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会成为关键证据。
“证据确凿，涉案金额巨大，已移交司法机关。”王勇合上文件夹，金属夹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考虑到青石乡的工作不能停摆，建议尽快确定新任负责人选。”
组织部长秦志国率先开口，他面前的笔记本上已经画了三个人名：“目前有三个备选方案：一是从邻县的东风乡调乡长刘长贵过来，他在农业乡镇干了十五年，经验丰富；二是提拔本县开发区的副主任马文斌，他是青石乡人，熟悉本地情况；三是……”他顿了顿，笔尖在“李泽岚”三个字上悬了悬，“考虑现任青石乡副乡长李泽岚。”
会议室里泛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常务副县长周志强磕了磕烟灰，烟蒂在水晶烟灰缸里留下焦黑的印记：“老刘确实稳，但他在东风乡刚启动万亩果园项目，这时候调走不合适。马文斌倒是本地人，可他舅舅是前财政局长，跟张建国走得近，群众怕是有看法。”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谷书记身上，“至于李泽岚……太年轻了，才二十八吧？当副乡长刚半年，直接顶上去当乡长，步子是不是太大了？”
宣传部长王梅翻开手里的《宜都日报》，二版头条正是李泽岚在青石乡推广脱毒种薯的报道，配着他蹲在土豆田里的照片，裤脚沾满黄泥。“年轻不是问题，关键看能力。”她用红笔在报道里“提前十五天完成水渠一期工程”这句话下画了波浪线，“这半年青石乡的变化有目共睹，脱毒种薯推广了八百亩，带动农户每亩增收三百块，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绩。”
“成绩归成绩，规矩是规矩。”秦志国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组织部门特有的审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里明确规定，提任正职，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且在下一级职位工作满三年。李泽岚2007年才从市政府办下来，当副乡长刚满六个月，这两条都不符合啊。”
谷书记一直没说话，指尖在青瓷茶杯的边缘轻轻摩挲。杯里的碧螺春是上周陈望道书记来调研时送的，茶叶在热水里舒展成一片片淡绿，像极了他此刻脑海里翻腾的思绪——三个月前去青石乡考察，张建国拉着他在烟田里转悠，黑绸衫上的金链子晃得人眼晕，唾沫横飞地吹嘘“全乡土豆亩产超万斤”，当时他就觉得不对劲，转身问陪同的李泽岚：“实际情况怎么样？”
那个年轻人站在田埂上，裤脚的泥点子还在往下掉，声音却异常清晰：“张乡长说的是试验田的最高纪录，全乡平均亩产只有六千三。而且烟田挤占了优质耕地，我正在做调整规划。”后来他才知道，李泽岚当天就把真实数据报给了市委农工部，附带着详细的耕地保护方案——这份胆识，在年轻干部里实属难得。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谷书记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烟雾的力量，“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张建国在青石乡经营了十年，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拉帮结派、虚报冒领成了常态，现在要拨乱反正，就得用个干净、有冲劲的人。”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份文件，推到会议桌中央，“这是陈望道书记上周在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摘要，特意提到了‘万名干部下基层’要重点培养李泽岚这样‘既能沉下去，又能浮上来’的年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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