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办公大楼的石英钟指向下午三点时,谷书记的黑色帕萨特刚驶入大院。司机小周注意到,后座的县委书记今天没像往常那样翻文件,而是望着窗外的香樟树出神——那些树干上还留着去年防汛时钉的水位线,像串沉默的刻度,记着这座县城的起起落落。
“通知下去,四点开常委会。”谷书记推开车门时,声音比晨光里的露水还凉,“议题提前发下去了,关于青石乡人事调整的事,让同志们都准备准备。”
县委常委会的会议室在三楼东侧,十二张深棕色的实木椅围着椭圆形会议桌,桌角的铜包边被磨得发亮。谷书记走进来时,已有几位常委在低声交谈,烟雾在顶灯的光晕里盘旋成模糊的团。他径直走向主位,将手里的黑色公文包放在桌下,金属搭扣与地面碰撞的轻响,让满室的低语瞬间停了。
“人到齐了,开始吧。”谷书记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目光扫过在座的八位常委,“先请纪委王书记通报一下青石乡的情况。”
纪委书记王勇推了推黑框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摞复印材料,纸张边缘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根据群众举报和初步核查,青石乡党委书记张建国存在严重违纪问题。一是虚报种薯采购数量,套取省级农业补贴十七万三千元;二是挪用水渠项目专项资金二十四万元,为其侄子张建军在县城购置商品房;三是在2007年乡卫生院改造工程中,收受承包商好处费八万元……”
每份材料上都钉着银行流水和当事人签字的笔录,最上面那张照片里,张建国穿着他常穿的黑绸衫,正往公文包里塞一个牛皮纸信封,镜头捕捉到他嘴角那抹得意的笑——这是县纪委监委在张乡长侄子的婚礼上拍到的,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会成为关键证据。
“证据确凿,涉案金额巨大,已移交司法机关。”王勇合上文件夹,金属夹碰撞的声响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刺耳,“考虑到青石乡的工作不能停摆,建议尽快确定新任负责人选。”
组织部长秦志国率先开口,他面前的笔记本上已经画了三个人名:“目前有三个备选方案:一是从邻县的东风乡调乡长刘长贵过来,他在农业乡镇干了十五年,经验丰富;二是提拔本县开发区的副主任马文斌,他是青石乡人,熟悉本地情况;三是……”他顿了顿,笔尖在“李泽岚”三个字上悬了悬,“考虑现任青石乡副乡长李泽岚。”
会议室里泛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常务副县长周志强磕了磕烟灰,烟蒂在水晶烟灰缸里留下焦黑的印记:“老刘确实稳,但他在东风乡刚启动万亩果园项目,这时候调走不合适。马文斌倒是本地人,可他舅舅是前财政局长,跟张建国走得近,群众怕是有看法。”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谷书记身上,“至于李泽岚……太年轻了,才二十八吧?当副乡长刚半年,直接顶上去当乡长,步子是不是太大了?”
宣传部长王梅翻开手里的《宜都日报》,二版头条正是李泽岚在青石乡推广脱毒种薯的报道,配着他蹲在土豆田里的照片,裤脚沾满黄泥。“年轻不是问题,关键看能力。”她用红笔在报道里“提前十五天完成水渠一期工程”这句话下画了波浪线,“这半年青石乡的变化有目共睹,脱毒种薯推广了八百亩,带动农户每亩增收三百块,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绩。”
“成绩归成绩,规矩是规矩。”秦志国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组织部门特有的审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里明确规定,提任正职,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且在下一级职位工作满三年。李泽岚2007年才从市政府办下来,当副乡长刚满六个月,这两条都不符合啊。”
谷书记一直没说话,指尖在青瓷茶杯的边缘轻轻摩挲。杯里的碧螺春是上周陈望道书记来调研时送的,茶叶在热水里舒展成一片片淡绿,像极了他此刻脑海里翻腾的思绪——三个月前去青石乡考察,张建国拉着他在烟田里转悠,黑绸衫上的金链子晃得人眼晕,唾沫横飞地吹嘘“全乡土豆亩产超万斤”,当时他就觉得不对劲,转身问陪同的李泽岚:“实际情况怎么样?”
那个年轻人站在田埂上,裤脚的泥点子还在往下掉,声音却异常清晰:“张乡长说的是试验田的最高纪录,全乡平均亩产只有六千三。而且烟田挤占了优质耕地,我正在做调整规划。”后来他才知道,李泽岚当天就把真实数据报给了市委农工部,附带着详细的耕地保护方案——这份胆识,在年轻干部里实属难得。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谷书记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穿透烟雾的力量,“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张建国在青石乡经营了十年,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拉帮结派、虚报冒领成了常态,现在要拨乱反正,就得用个干净、有冲劲的人。”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份文件,推到会议桌中央,“这是陈望道书记上周在市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摘要,特意提到了‘万名干部下基层’要重点培养李泽岚这样‘既能沉下去,又能浮上来’的年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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