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的青石乡,春风刚吹化田埂上的残雪,种薯田里就热闹起来。老乡们扛着麻袋往地里运脱毒原原种,王大爷的孙子跟在后面,手里攥着颗圆滚滚的种薯,蹦蹦跳跳地喊:“爷爷,这薯种比去年的还饱满,今年肯定能多收!”王大爷笑着点头,眼里满是对秋收的期待——自从去年种了脱毒种薯,他家的土豆亩产翻了近一倍,不仅还上了之前的欠款,还给孙子买了台新书桌。
可这份热闹里,李泽岚却透着焦虑。他蹲在李家坳的种薯田边,手里捏着颗刚从土里刨出来的种薯,眉头拧成了疙瘩。种薯表皮看着还算光滑,可掰开后,芯子发褐,还带着细小的黑斑——这是典型的“病毒回感”症状,种下去不仅产量低,还会污染周边的健康种薯。
“老周,这是第三块地了。”李泽岚站起身,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火气,“从昨天开始查,李家坳、张家村、王家村,一共查出300亩种薯有问题,都是去年冬天咱们自己繁育的原原种出了岔子。”
水利站站长老周蹲在一旁,手里拿着本检测记录,脸色发白:“李乡长,我已经让农技站的人重新检测了,问题出在去年12月的组培苗上——当时为了赶进度,接种室的消毒没到位,导致部分组培苗携带了病毒,繁育成原原种后,咱们没及时复检,就发给老乡们下种了。”
“进度再急,也不能省消毒的步骤!”李泽岚把手里的种薯扔在地上,“现在怎么办?老乡们已经种下去一半了,要是等出苗了再发现问题,不仅这300亩绝收,周边的健康种薯也会被传染,咱们青石乡‘脱毒种薯’的招牌,就彻底砸了!”
正说着,赵书记的吉普车“嘎吱”停在田埂上。他跳下车,军绿色夹克上沾着泥土,显然也是刚从别的村查种薯回来。“泽岚,情况怎么样?我刚从陈家沟回来,那边也查出20亩有问题。”
“一共300亩。”李泽岚把检测报告递过去,“老周说是组培苗消毒不到位,现在种下去的部分,芯子已经开始发黑了。一亩地需要200公斤合格原原种,300亩就是6万公斤,咱们库存里只剩3万公斤,还差一半,要是赶不上春耕,老乡们今年的收成就完了。”
赵书记接过报告,手指在“300亩”三个字上反复摩挲,眉头越皱越紧。他想起去年冬天,为了建种薯组培室,李泽岚跑了三趟县农委,争取到20万扶持资金;想起春节前,两人带着农技站的人在组培室加班,忙到大年三十才回家;想起老乡们领种薯时,笑着说“以后再也不用买外面的高价种薯了”——要是因为这次的失误让老乡们失望,他和李泽岚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不能让老乡们吃亏。”赵书记猛地抬起头,语气斩钉截铁,“第一,马上通知所有村,暂停种植有问题的原原种,已经种下去的,连夜挖出来,咱们乡里统一回收销毁;第二,缺的3万公斤原原种,必须在三天内凑齐,不管是去外地调运,还是找科研院所支援,都得补上;第三,所有损失由乡里承担,挖出来的种薯,按合格种薯的价格给老乡补偿,补种的种薯免费发放——绝不能让老乡们因为咱们的失误受委屈。”
“乡里的财政本来就紧张,300亩的补偿和补种,至少需要20万,咱们拿得出这么多钱吗?”李泽岚有些犹豫,去年修水渠、建加工厂已经花了不少钱,现在再拿出20万,乡里的账上就空了。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赵书记掏出手机,拨通了县农委主任的电话,“张主任,我是赵建军,青石乡遇到急事了——咱们自己繁育的原原种出了问题,300亩地缺种薯,急需3万公斤合格原原种,您能不能帮忙协调下省农科院,让他们先调一批给咱们,钱咱们后续再补……”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赵书记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挂了电话,他松了口气:“张主任说省农科院有库存,明天就能派车送过来,不过价格比咱们自己繁育的高10%,还得咱们自己承担运费。”
“只要能拿到合格种薯,贵点没关系。”李泽岚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现在就去各村通知,让老乡们连夜挖种薯。老周,你带农技站的人去现场指导,告诉老乡们,挖出来的种薯一定要集中销毁,不能随便扔,免得污染土壤。”
“好!我这就去!”老周抓起检测记录,往村里跑。
当天晚上,青石乡的种薯田里亮起了一排排手电筒。李泽岚和赵书记分头行动,他去李家坳,赵书记去张家村,两人都带着乡干部和农技站的人,帮老乡们挖种薯。王大爷看着刚种下去半天的种薯被挖出来,心疼得直叹气:“李乡长,这好好的种薯,咋就不能种了?”
“王大爷,这薯种带病毒,种下去长不出好土豆,还会把您家其他地里的薯种也带坏。”李泽岚蹲下来,帮他把挖出来的种薯装进麻袋,“您放心,明天省农科院就会送合格的种薯来,还是免费给您的,之前的损失,乡里也会按市场价给您补偿,绝不让您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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