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的青石乡，春风刚吹化田埂上的残雪，种薯田里就热闹起来。老乡们扛着麻袋往地里运脱毒原原种，王大爷的孙子跟在后面，手里攥着颗圆滚滚的种薯，蹦蹦跳跳地喊：“爷爷，这薯种比去年的还饱满，今年肯定能多收！”王大爷笑着点头，眼里满是对秋收的期待——自从去年种了脱毒种薯，他家的土豆亩产翻了近一倍，不仅还上了之前的欠款，还给孙子买了台新书桌。
可这份热闹里，李泽岚却透着焦虑。他蹲在李家坳的种薯田边，手里捏着颗刚从土里刨出来的种薯，眉头拧成了疙瘩。种薯表皮看着还算光滑，可掰开后，芯子发褐，还带着细小的黑斑——这是典型的“病毒回感”症状，种下去不仅产量低，还会污染周边的健康种薯。
“老周，这是第三块地了。”李泽岚站起身，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火气，“从昨天开始查，李家坳、张家村、王家村，一共查出300亩种薯有问题，都是去年冬天咱们自己繁育的原原种出了岔子。”
水利站站长老周蹲在一旁，手里拿着本检测记录，脸色发白：“李乡长，我已经让农技站的人重新检测了，问题出在去年12月的组培苗上——当时为了赶进度，接种室的消毒没到位，导致部分组培苗携带了病毒，繁育成原原种后，咱们没及时复检，就发给老乡们下种了。”
“进度再急，也不能省消毒的步骤！”李泽岚把手里的种薯扔在地上，“现在怎么办？老乡们已经种下去一半了，要是等出苗了再发现问题，不仅这300亩绝收，周边的健康种薯也会被传染，咱们青石乡‘脱毒种薯’的招牌，就彻底砸了！”
正说着，赵书记的吉普车“嘎吱”停在田埂上。他跳下车，军绿色夹克上沾着泥土，显然也是刚从别的村查种薯回来。“泽岚，情况怎么样？我刚从陈家沟回来，那边也查出20亩有问题。”
“一共300亩。”李泽岚把检测报告递过去，“老周说是组培苗消毒不到位，现在种下去的部分，芯子已经开始发黑了。一亩地需要200公斤合格原原种，300亩就是6万公斤，咱们库存里只剩3万公斤，还差一半，要是赶不上春耕，老乡们今年的收成就完了。”
赵书记接过报告，手指在“300亩”三个字上反复摩挲，眉头越皱越紧。他想起去年冬天，为了建种薯组培室，李泽岚跑了三趟县农委，争取到20万扶持资金；想起春节前，两人带着农技站的人在组培室加班，忙到大年三十才回家；想起老乡们领种薯时，笑着说“以后再也不用买外面的高价种薯了”——要是因为这次的失误让老乡们失望，他和李泽岚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不能让老乡们吃亏。”赵书记猛地抬起头，语气斩钉截铁，“第一，马上通知所有村，暂停种植有问题的原原种，已经种下去的，连夜挖出来，咱们乡里统一回收销毁；第二，缺的3万公斤原原种，必须在三天内凑齐，不管是去外地调运，还是找科研院所支援，都得补上；第三，所有损失由乡里承担，挖出来的种薯，按合格种薯的价格给老乡补偿，补种的种薯免费发放——绝不能让老乡们因为咱们的失误受委屈。”
“乡里的财政本来就紧张，300亩的补偿和补种，至少需要20万，咱们拿得出这么多钱吗？”李泽岚有些犹豫，去年修水渠、建加工厂已经花了不少钱，现在再拿出20万，乡里的账上就空了。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赵书记掏出手机，拨通了县农委主任的电话，“张主任，我是赵建军，青石乡遇到急事了——咱们自己繁育的原原种出了问题，300亩地缺种薯，急需3万公斤合格原原种，您能不能帮忙协调下省农科院，让他们先调一批给咱们，钱咱们后续再补……”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赵书记的脸色渐渐缓和下来。挂了电话，他松了口气：“张主任说省农科院有库存，明天就能派车送过来，不过价格比咱们自己繁育的高10%，还得咱们自己承担运费。”
“只要能拿到合格种薯，贵点没关系。”李泽岚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我现在就去各村通知，让老乡们连夜挖种薯。老周，你带农技站的人去现场指导，告诉老乡们，挖出来的种薯一定要集中销毁，不能随便扔，免得污染土壤。”
“好！我这就去！”老周抓起检测记录，往村里跑。
当天晚上，青石乡的种薯田里亮起了一排排手电筒。李泽岚和赵书记分头行动，他去李家坳，赵书记去张家村，两人都带着乡干部和农技站的人，帮老乡们挖种薯。王大爷看着刚种下去半天的种薯被挖出来，心疼得直叹气：“李乡长，这好好的种薯，咋就不能种了？”
“王大爷，这薯种带病毒，种下去长不出好土豆，还会把您家其他地里的薯种也带坏。”李泽岚蹲下来，帮他把挖出来的种薯装进麻袋，“您放心，明天省农科院就会送合格的种薯来，还是免费给您的，之前的损失，乡里也会按市场价给您补偿，绝不让您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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