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中旬，北京的盛夏裹挟着闷热的水汽，农业部农业产业司综合处的办公室里，空调凉风虽足，李泽岚却始终觉得心头沉甸甸的。河南调研带回的不仅是那份厚厚的补贴政策报告，更有粮农们“丰收不增收”的无奈眼神，这让他在处理日常工作之余，总忍不住翻开案头的资料，想从更深处读懂“三农”——这个被称作国家经济“稳定器”与“缓冲阀”的领域，究竟承载着怎样的重量。
“泽岚，又在看老资料啊？”张红梅路过他的办公桌，看到他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忍不住打趣，“河南调研回来，你这钻研劲儿更足了。”
李泽岚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笑着说：“张处，这次去河南，看到老乡们种粮的辛苦，总觉得自己对‘三农’的理解太浅了。回来后想多看看历史，搞明白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里，三农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指着书中“1950年代工农产品剪刀差”的章节，语气带着困惑：“您看，建国初期咱们国家要搞工业化，就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让农村为城市和工业积累资金，这是不是相当于把工业发展的压力转嫁给了农民？”
张红梅在他对面坐下，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语气凝重：“你说得没错。咱们国家几次面临经济危机和生产过剩时，三农都成了‘缓冲阀’，只不过每次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你要是感兴趣，不妨梳理一下建国后的几次关键节点，就能明白三农的‘牺牲’与‘贡献’有多沉重。”
张红梅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李泽岚的思路。接下来的半个月，他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研究中——泡在部里的资料室，翻阅《中国经济史》《三农问题研究》等着作；登录学术数据库，下载相关论文；甚至利用周末，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政策文件和统计年鉴。每次看到关键处，他都会结合青石乡的经历做批注，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既有理论梳理，也有基层视角的思考。
经过梳理，他清晰地勾勒出四次经济危机中，国家将生产过剩等问题向三农转嫁的脉络，每一次都让他对“三农”的分量有了更深的认识。
第一次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工业基础薄弱、外汇短缺的困境，为了快速推进工业化，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人为压低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收购价，同时抬高化肥、农机等工业品售价，形成“工农产品剪刀差”。李泽岚在资料中看到，1957年至1962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抽取的资金约20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这意味着农民用自己的粮食和汗水，为国家工业化铺了路。”他在笔记中写道，想起青石乡老周叔说过，他父亲那辈人，每年交公粮时都要挑最好的粮食，自己却常常吃不饱，“那时候的农村，承载的是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农民牺牲了眼前的利益，换来了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城市工业快速发展，出现了轻工产品过剩的问题。为了消化过剩产能，国家提出“农村市场是个大天地”，通过“家电下乡”的雏形模式，组织工业品下乡销售，同时鼓励农民发展乡镇企业，承接城市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李泽岚查阅数据发现，1990年，农村市场消化了全国60%的自行车、50%的缝纫机和40%的洗衣机。“表面上看，这是激活农村市场，实际上是让农村承接了城市的过剩产能。”他在笔记中分析，“乡镇企业确实带动了部分农民增收，但也带来了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大部分利润最终流向了城市，农民只是获得了微薄的工资。”这让他想起青石乡早年也办过小型造纸厂，后来因为污染严重被关停，不少农民失去工作，“那时候的农村，成了城市工业的‘蓄水池’，既消化了过剩产品，又吸纳了剩余劳动力，却也付出了环境代价。”
第三次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受阻，工业生产过剩问题加剧，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此时，国家提出“小城镇大战略”，鼓励农民在农村建房、发展特色农业，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通过“以工补农”的方式，消化钢铁、水泥等建材过剩产能。李泽岚看到，2000年至2005年，农村建房消耗了全国40%的水泥和30%的钢材，农村公路建设吸纳了大量返乡农民工。“这一次，农村不仅是劳动力的‘缓冲带’，更是建材过剩产能的‘消化场’。”他感慨道，想起青石乡2003年修通村公路时，不少返乡农民工参与施工，虽然挣了些钱，但工资被拖欠的情况时有发生，“农民用自己的积蓄建房、用劳动力修路，帮助国家渡过了经济难关，可他们的权益保障，却常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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