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的北京，初雪过后的傍晚，寒风裹着雪粒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李泽岚下班回到新家时，刚掏出钥匙，门就从里面打开了——苏晴手里拎着一个褐色布包，脸上带着笑意：“可算回来了，张叔下午来家里，说是爸让他捎过来的东西，特意嘱咐要等你回来一起看。”
李泽岚接过布包，触手温润，布料是老式的粗棉布，边角处还绣着小小的“苏”字，是苏明远常用的那个旧包。他走进客厅，把布包放在茶几上，解开系绳，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两本书：一本是1972年版的《资本论》，深蓝色封皮已经有些褪色，书脊用白色棉线重新装订过，能看出反复翻阅的痕迹；另一本是线装本的《资治通鉴》，封面是暗红色的硬壳，扉页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上面是苏明远熟悉的钢笔字。
“爸怎么突然让张叔捎书过来？”李泽岚拿起《资本论》，指尖拂过封面上的烫金书名，想起苏明远书房里那排整齐的典籍，以前每次去四合院，总能看到岳父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读这些老书。
苏晴端来一杯热红茶，放在他手边，轻声说：“上周我回家吃饭，跟爸说你最近总加班改草案，还念叨‘现在要考虑全国的事，感觉自己知识跟不上’。爸当时没多说，只让我多提醒你别太累，没想到今天就托张叔把书送过来了。”她指着《资治通鉴》扉页的便签，“你看，爸还特意写了话。”
李泽岚拿起线装本，展开便签，苏明远的字迹力透纸背：“泽岚阅：治农如治圃，既需俯身除稗，亦需抬眼观天。今你立农业部，当以百姓为根，以理论为骨，以史为鉴，方可行稳致远。此两书，一明经济之理，一藏治国之智，闲时一读，或可解你当下之惑。”
看着这段话，李泽岚心里一阵发热。最近这段时间，他确实被“全国视野”的压力压得有些喘不过气。自从牵头起草《巩固农业基础应对经济风险的若干措施》草案，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叠叠厚重的调研数据：黑龙江粮食亩均成本比河南高23%，四川合作社贷款获批率不足30%，山东部分地区因资本炒作导致农田流转价翻倍……这些数据背后，是亿万农民的生计，是南北方农业的差异，是资本与民生的平衡，而他过去在青石乡积累的“接地气”经验，在这些宏观命题面前，显得格外单薄。
前几天跟着张建军去河北沧州调研，一位种粮大户刘建国的话，至今还在他耳边回响。当时刘建国领着他走进自家的麦田，指着冻得硬邦邦的土地说：“李同志，俺们这儿是盐碱地，种小麦得先改良土壤，一亩地光改良费就比别人家多花三百块；到了冬天，水管冻裂，浇水得靠人工挑，成本又上去一截。你们政策里说‘每亩补贴150元’，对俺们来说，这点钱连改良土壤的零头都不够，要是按统一标准补，俺们这些条件差的地方，还是没奔头啊！”
刘建国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他。他原本在草案里写“粮食生产综合补贴统一提至每亩150元”，觉得这样简单直接，能让农民快速受益，可到了基层才知道，“统一”反而意味着“不公”——在河南平原，150元能覆盖农资成本的30%；在河北盐碱地，却连土壤改良费的50%都不够。更让他揪心的是，调研时遇到的一位年轻农民，因为觉得“种地不赚钱”，把家里的5亩地转租给了外地来的农业公司，自己去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临走时说：“俺也想守着土地，可守着土地填不饱肚子，有啥用？”
这些场景，这些话语，像一根根刺，扎在他心里。他开始明白，制定全国性的农业政策，不是“把青石乡的经验复制到全国”，而是要在“差异”中找到“平衡”，在“规律”中找到“对策”。而要做到这些，光有“懂农民”的共情不够，还得有“懂经济”的清醒，有“懂历史”的智慧——这正是苏明远送他这两本书的深意。
从那天起，李泽岚的生活多了一项雷打不动的“功课”：每天晚上，等苏晴睡下后，他会在书房的“初心角”前坐下，打开台灯，静下心来读两小时书。书房的“初心角”是他特意布置的：一张从苏家四合院搬来的老旧木桌，苏振邦老红军曾在这张桌上写过革命笔记；桌上摆着那支刻着“为人民服务”的钢笔，是他在青石乡获得“优秀基层干部”时的奖品；旁边放着一张青石乡薯条合作社的合影，照片里老乡们捧着分红款的笑容，是他始终不敢忘记的初心。
读《资本论》时，他会把全国主产区的调研数据摊在桌上，一边读理论，一边对照实际问题。读到“资本的逐利性会导致资源向高利润领域集中，忽视农业等公益性产业”时，他想起调研中看到的现象——在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有不少房地产企业借着“乡村振兴”的名义，低价圈占基本农田，搞“农业观光园”“生态农庄”，表面是发展农业，实则是为了日后转做房地产开发，导致当地农民失去土地，却得不到合理补偿。他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草案必须加入‘严控资本违规占用农田’条款，明确农业项目用地性质，禁止‘以农为名、行商之实’，同时建立‘农民土地收益保障机制’，确保土地流转后农民能获得稳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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