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办公楼，午休时间的茶水间总飘着淡淡的茶香。李泽岚端着搪瓷杯去接热水，刚走到门口，就听见综合处老陈和政策研究室小吴的聊天声，两人围着暖气炉，话题正绕着“红二代”打转。
“昨儿跟老战友喝酒，他儿子现在开新能源公司，年营收都过亿了。”老陈呷了口茶，语气里带着感慨，“想当年他爸是师级干部，要想让孩子进体制，随便托个关系就能进好单位，结果人偏不，说‘靠家里的光环没出息，得自己闯’。”
小吴捧着保温杯凑上前：“我也发现了，好多红二代都不进体制，反而扎进商界、学界。是不是因为红一代大多在体制内，位置就那么多，后辈挤进去容易起摩擦？”
“这话说到根上了。”老陈手指敲了敲杯沿，“红一代为国家打拼一辈子，不少在关键岗位，要是后辈都往体制里挤，不仅‘僧多粥少’，还容易落‘任人唯亲’的话柄。倒不如分流到其他领域，各凭本事吃饭，既避了嫌，也能在别处做贡献。”
李泽岚接水的动作顿了顿，想起苏晴前几天跟他聊的“名字讲究”——林豆豆的叠字名，苏晴说“家里老人觉得叠字透着平和，不想让他沾政治是非”。这时就听老陈继续说：“你没注意吗？有些红二代、红三代的名字，不是叠字就是特朴素的，比如‘萌萌’‘乐乐’，跟那些刻意取‘大气’名字的不一样。这其实是种默契，暗示着不往体制核心挤，不给家里添麻烦，也不搞特殊化。”
小吴恍然大悟：“难怪我认识个红三代叫‘朵朵’，男生叫这名字挺特别，现在在做环保公益，从不提家里背景。原来还有这层意思！”
“而且这些孩子大多没丢家风。”老陈语气郑重了些，“我那老战友的儿子，公司再大，也没忘帮老家修桥建学校；还有个做农产品贸易的，专门帮贫困县卖特产，不赚差价，就为让老乡多落点实惠。他们虽不在体制，实事可没少做。”
李泽岚端着热水悄悄退出去，回到办公室，指尖还留着杯壁的暖意。茶水间的对话像一把钥匙，让他对“红二代不进体制”“名字叠字”的说法有了更真切的理解——这不仅是“位置多少”的现实考量，更是一种“避嫌”的自觉，一种“不靠父辈、凭本事立足”的默契。
正琢磨着，手机响了，是苏晴发来的消息：“今晚加班改乡村教育的稿子，晚点回家，你不用等我。”后面还附了张照片——她趴在报社的办公桌上，面前摊着一摞采访笔记，笔记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手边的咖啡已经凉了。
李泽岚看着照片，心里泛起一阵暖意。苏晴是《乡村振兴报》的记者，当初毕业时，有机会进体制内的清闲单位，却偏偏选了跑基层的记者岗，用她的话说：“我想亲眼看看乡村的变化，把老乡们的故事写出来，比坐在办公室里更有意义。”
这两年，苏晴跑遍了北京周边的十几个区县，写过“山区教师坚守三十年”的报道，帮滞销的果农找过销路，还跟踪报道过乡村民宿的发展困境。有次她去河北涞源采访，为了了解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凌晨五点就跟着孩子一起走山路，来回走了四个多小时，回来后脚磨起了泡，却笑着说：“知道了孩子们的难，写出来的稿子才够真。”
李泽岚想起苏明远曾说的“家风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苏晴选择做基层记者，不沾父亲的光环，用笔记录乡村、帮助农民，其实就是对“踏实做事、为民着想”家风的传承。就像林豆豆用农旅项目帮村里增收，那些在商界做实事的红二代帮老家建设，他们虽在不同领域，却都守着同一份“初心”。
当然，他也见过不一样的例子。之前苏晴采访时遇到过一个借父辈名义搞“乡村振兴项目”的红二代，表面是建民宿，实则是违规占用耕地盖别墅，苏晴暗访后写了报道，曝光了问题，最后项目被依法叫停。还有一次，他在行业会议上遇到个“红二代”，张口闭口“我能拿到特殊政策”，想拉他一起搞“农业补贴套利”，被他严词拒绝。
这时他才明白，不管是进体制还是在商界、学界，关键不在于“在哪”，而在于“做什么”。能守住家风、拒绝诱惑的，会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而沉迷于身份光环、追逐利益的，终究会栽跟头。
下午快下班时，张建军拿着一份《区域补贴系数完善方案》走进来，笑着说：“泽岚，你这方案里‘寒地、盐碱地差异化补贴’的思路，部里很认可，下周就发地方征求意见。你能想到结合基层调研数据细化，说明是真把农民的事放在心上了。”
李泽岚接过方案，指尖划过“黑龙江寒地补贴系数1.5”“河北盐碱地1.3”的字样，心里格外踏实。他忽然觉得，不管是自己在农业部打磨政策，还是苏晴在报社写基层报道，林豆豆在乡村做农旅项目，本质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方式，为农民、为乡村办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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