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沿着黔东南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比在云南时更加颠簸。路边的护栏时断时续，偶尔能看到“小心落石”的警示牌歪斜地插在土坡上。李泽岚望着窗外，群山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只能隐约看到山间散落的吊脚楼屋顶，像漂浮在云里的孤岛。“快到岜沙苗寨了，前面就是岔路口，得换三轮车进去。”陪同的贵州农业局干部老杨指着前方，语气里带着歉意，“寨子里的路太窄，汽车开不进去。”
车子在一处简陋的岔路口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辆三轮车，车斗里铺着稻草，车夫是两个皮肤黝黑的苗家汉子。“委屈各位了，这段路要走四十分钟。”老杨一边帮大家把行李搬上车，一边解释，“去年县里想给寨子里修条能过汽车的路，可涉及到几户村民的宅基地，还有一片百年古林，最后没谈拢，只能先这样了。”
李泽岚和调研小组的成员们依次坐上三轮车，车斗里的稻草硌得人屁股生疼。车夫发动车子，三轮车在狭窄的石板路上颠簸着前进，车轮碾过石板缝隙，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路边的田埂上，偶尔能看到背着竹篓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的身影寥寥无几。
行至一片水稻田旁，李泽岚忽然看到田埂上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上衣，裤子的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浅浅的疤痕。她背着一个比自己还高的竹篓，竹篓用宽宽的布带勒在肩上，把她的肩膀压得微微倾斜。小姑娘正握着一把小小的镰刀，低着头在田埂边挖野菜，动作熟练地把野菜连根拔起，抖掉泥土，扔进竹篓里。竹篓里已经装了小半筐绿油油的野菜，旁边还放着一本卷了边的语文课本，书角被雨水泡得发皱，封面上用铅笔写着“滚阿妹”三个字。
“师傅，停一下。”李泽岚拍了拍车夫的肩膀，三轮车缓缓停下。他跳下车，踩着田埂上的泥泞，慢慢走到小姑娘身边，尽量放轻脚步，怕惊扰到她。“阿妹，怎么不去上学呀？”他蹲下身，目光与小姑娘平齐，声音放得很柔和。
滚阿妹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黝黑的脸上带着怯生生的表情，像受惊的小鹿。她的眼睛很大，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拘谨，手里的镰刀攥得更紧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今、今天周六，不上学。”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苗语口音，声音细细的，“挖点野菜，喂猪。”
“这孩子叫滚阿妹，是寨子里的留守儿童。”跟过来的村支书老滚，是个六十多岁的苗族老人，穿着传统的青色对襟衫，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她爸妈都在广东的电子厂打工，三年没回来了，平时跟着爷爷奶奶过。家里种着两亩水稻，还有几分菜地，全靠两个老人操持，阿妹懂事，一放假就帮着干活，挖野菜、喂猪、摘菜，啥活都干。”
李泽岚看着滚阿妹冻得通红的小手，手背皴裂，像老树皮一样，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洗都洗不掉。他心里一阵发酸，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这是他出发前特意在书店买的，原本打算用来记录调研数据，现在却觉得，给这个小姑娘更合适。“阿妹，这个给你。”他把笔记本递过去，笑着说，“里面可以写作业、记笔记，好好学习，将来考出去，到大城市看看，那里有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滚阿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村支书老滚，见老滚点头，才慢慢伸出手，接过笔记本。她的手指碰到纸张时，轻轻缩了一下，像是怕把本子弄脏。“谢、谢谢叔叔。”她小声说了句，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里，紧贴着语文课本，然后背起竹篓，转身就想跑。刚跑出去几步，她又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李泽岚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然后飞快地钻进了旁边的竹林，身影很快消失在茂密的竹影里。
“寨子里像阿妹这样的孩子，还有二十多个。”村支书老滚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无奈，“年轻人都觉得在家种地挣不到钱，守着这几亩薄田，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所以都出去打工了，广东、浙江、江苏，哪儿都去。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日子过得难啊。”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声音低沉了几分，“去年冬天，寨子里有个老人突发心脏病，家里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孩子哭着跑了两个小时山路，才找到村医，等村医背着药箱跟着跑回来，老人早就不行了。要是年轻人在家，说不定还能有个照应。”
李泽岚跟着村支书老滚走进寨子深处。岜沙苗寨依山而建，家家户户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透着几分生活气息。可寨子里太安静了，听不到年轻人的说笑声，只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偶尔传来。走到一处晒谷场，李泽岚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大多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太长，拖到了地上，有的裤子太短，露出脚踝。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甚至还光着脚，在粗糙的石板地上跑来跑去，脚底沾满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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