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沿着黔东南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比在云南时更加颠簸。路边的护栏时断时续,偶尔能看到“小心落石”的警示牌歪斜地插在土坡上。李泽岚望着窗外,群山被浓密的雾气笼罩,只能隐约看到山间散落的吊脚楼屋顶,像漂浮在云里的孤岛。“快到岜沙苗寨了,前面就是岔路口,得换三轮车进去。”陪同的贵州农业局干部老杨指着前方,语气里带着歉意,“寨子里的路太窄,汽车开不进去。”
车子在一处简陋的岔路口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两辆三轮车,车斗里铺着稻草,车夫是两个皮肤黝黑的苗家汉子。“委屈各位了,这段路要走四十分钟。”老杨一边帮大家把行李搬上车,一边解释,“去年县里想给寨子里修条能过汽车的路,可涉及到几户村民的宅基地,还有一片百年古林,最后没谈拢,只能先这样了。”
李泽岚和调研小组的成员们依次坐上三轮车,车斗里的稻草硌得人屁股生疼。车夫发动车子,三轮车在狭窄的石板路上颠簸着前进,车轮碾过石板缝隙,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路边的田埂上,偶尔能看到背着竹篓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的身影寥寥无几。
行至一片水稻田旁,李泽岚忽然看到田埂上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上衣,裤子的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小腿上几道浅浅的疤痕。她背着一个比自己还高的竹篓,竹篓用宽宽的布带勒在肩上,把她的肩膀压得微微倾斜。小姑娘正握着一把小小的镰刀,低着头在田埂边挖野菜,动作熟练地把野菜连根拔起,抖掉泥土,扔进竹篓里。竹篓里已经装了小半筐绿油油的野菜,旁边还放着一本卷了边的语文课本,书角被雨水泡得发皱,封面上用铅笔写着“滚阿妹”三个字。
“师傅,停一下。”李泽岚拍了拍车夫的肩膀,三轮车缓缓停下。他跳下车,踩着田埂上的泥泞,慢慢走到小姑娘身边,尽量放轻脚步,怕惊扰到她。“阿妹,怎么不去上学呀?”他蹲下身,目光与小姑娘平齐,声音放得很柔和。
滚阿妹听到声音,猛地抬起头,黝黑的脸上带着怯生生的表情,像受惊的小鹿。她的眼睛很大,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拘谨,手里的镰刀攥得更紧了,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今、今天周六,不上学。”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苗语口音,声音细细的,“挖点野菜,喂猪。”
“这孩子叫滚阿妹,是寨子里的留守儿童。”跟过来的村支书老滚,是个六十多岁的苗族老人,穿着传统的青色对襟衫,头上缠着黑色头巾,“她爸妈都在广东的电子厂打工,三年没回来了,平时跟着爷爷奶奶过。家里种着两亩水稻,还有几分菜地,全靠两个老人操持,阿妹懂事,一放假就帮着干活,挖野菜、喂猪、摘菜,啥活都干。”
李泽岚看着滚阿妹冻得通红的小手,手背皴裂,像老树皮一样,指甲缝里还嵌着泥土,洗都洗不掉。他心里一阵发酸,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这是他出发前特意在书店买的,原本打算用来记录调研数据,现在却觉得,给这个小姑娘更合适。“阿妹,这个给你。”他把笔记本递过去,笑着说,“里面可以写作业、记笔记,好好学习,将来考出去,到大城市看看,那里有很多你没见过的东西。”
滚阿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村支书老滚,见老滚点头,才慢慢伸出手,接过笔记本。她的手指碰到纸张时,轻轻缩了一下,像是怕把本子弄脏。“谢、谢谢叔叔。”她小声说了句,把笔记本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篓里,紧贴着语文课本,然后背起竹篓,转身就想跑。刚跑出去几步,她又停下脚步,回过头看了李泽岚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好奇,然后飞快地钻进了旁边的竹林,身影很快消失在茂密的竹影里。
“寨子里像阿妹这样的孩子,还有二十多个。”村支书老滚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无奈,“年轻人都觉得在家种地挣不到钱,守着这几亩薄田,连孩子的学费都凑不齐,所以都出去打工了,广东、浙江、江苏,哪儿都去。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日子过得难啊。”他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声音低沉了几分,“去年冬天,寨子里有个老人突发心脏病,家里只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孩子哭着跑了两个小时山路,才找到村医,等村医背着药箱跟着跑回来,老人早就不行了。要是年轻人在家,说不定还能有个照应。”
李泽岚跟着村支书老滚走进寨子深处。岜沙苗寨依山而建,家家户户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屋顶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透着几分生活气息。可寨子里太安静了,听不到年轻人的说笑声,只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孩子的哭闹声偶尔传来。走到一处晒谷场,李泽岚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大多五六岁到十二三岁不等,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太长,拖到了地上,有的裤子太短,露出脚踝。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甚至还光着脚,在粗糙的石板地上跑来跑去,脚底沾满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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