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战火的硝烟中流逝。曾国藩奉旨在湖南全力操办团练，这便是后来威名赫赫的湘军的雏形。然而，创业艰难百战多。组建一支新军，从招募勇丁、筹措粮饷、打造器械、编练阵法，到协调地方官绅、应对朝廷催促，桩桩件件都是难啃的骨头。曾国藩虽位高权重，但初涉兵事，又身处地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举步维艰。
这时的左宗棠，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的湖南巡抚幕府中。他虽无正式官职，但其才识和果决，在湖南官场中影响日增，两任湖南巡抚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曾国藩深知这位“左师爷”的能量和本事。每当遇到棘手难题，比如某地乡绅抗拒捐输，某处河道运输不畅影响军资转运，或是与地方官员在兵员征调上发生龃龉，他常常不是先找巡抚大人，而是直接派人，或者亲自写信，向驻扎在长沙的左宗棠请教、求助。
曾国藩的信，开头总是谦逊地写着：“季高仁兄大人阁下……”信中详细陈述遇到的困难，言辞恳切，毫无居高临下之意，完全是请教的口吻。有时信使刚走，曾国藩觉得言犹未尽，又会提笔再写一封。
左宗棠接到信，往往立即放下手头事务，细细研读。他对湖南的人事、地理、钱粮、潜规则烂熟于心，对曾国藩的困境感同身受。他提笔回信，条分缕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哪个乡绅可以找谁去疏通，哪条河道疏浚该用哪里的民夫，与哪位官员交涉需用何种策略……有时觉得写信说不清楚，或者事情过于急迫，他干脆亲自跑到湘军大营，与曾国藩当面商讨。
左宗棠到了营中，曾国藩必定亲自迎出，执手引入帐内，屏退左右，促膝长谈。曾国藩拿出账簿、地图、人员名册，一一指给左宗棠看，虚心求教。左宗棠也不藏私，侃侃而谈，手指在地图上戳点，在账簿上圈画，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曾国藩听得认真，频频点头，遇到不解处立刻追问。两人常常谈至深夜，灯火通明。
在左宗棠的鼎力相助下，许多看似无解的难题，竟一一化解。湘军的架子，在左宗棠这位“编外军师”的智慧浇灌下，艰难地搭建起来。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能极为佩服，私下里常对身边亲近的幕僚如郭嵩焘、刘蓉等人感叹：“左季高，真乃王佐之才。”言语中充满倚重和感激。他始终以“兄”相称左宗棠，这份谦逊和尊重，发自内心。
湘军终于练成，水陆初具规模。咸丰四年（1854年）春，曾国藩踌躇满志，督师东征，誓要肃清湖南境内的太平军，进而援救武昌。然而，战场瞬息万变，初出茅庐的湘军遭遇了残酷的考验——惨败靖港。
那日，湘军水师在靖港遭遇太平军悍将石祥贞部的猛烈伏击。江面上炮火连天，湘军战船或被击沉，或被焚毁，队形大乱，士兵纷纷跳水逃命。曾国藩亲坐帅船指挥，眼看自己呕心沥血打造的船队陷入绝境，将士死伤枕藉，羞愤、绝望如潮水般将他淹没。数月来的辛劳、朝廷的压力、世人的嘲讽，所有积郁在这一刻爆发。他自觉无颜面对家乡父老，更愧对皇恩，万念俱灰之下，猛地推开身边护卫，纵身跳入冰冷的江水里
“大帅！”“涤帅！” 惊呼声四起。幕僚章寿麟反应极快，几乎在曾国藩落水的瞬间也跟着跳了下去，奋力游近，死死抓住曾国藩的衣袍，在众人帮助下，七手八脚将呛水昏迷的曾国藩拖上了船。
消息如同惊雷，迅速传开。曾国藩被救回长沙城外妙高峰上的大营，苏醒后，精神极度萎靡，万念俱灰。他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见任何人，提笔写遗折，安排后事，只求速死以谢罪。
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急促的马蹄声在营门外响起。左宗棠闻讯，心急如焚，不顾一切地从长沙城中飞马赶来。他跳下马，连通报都等不及，径直闯入曾国藩所在的船舱。
舱内光线昏暗，气氛压抑。曾国藩披头散发，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地坐在那里，仿佛丢了魂魄，旁边案几上放着未写完的遗折和沾满墨迹的笔。左宗棠见此情景，一股怒气直冲顶门。他几步跨到曾国藩面前，声音洪亮，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激愤：
“涤生！你糊涂！”
这一声断喝，让失神的曾国藩微微一震。左宗棠毫不客气，指着他的鼻子，疾言厉色地斥责起来：
“不过一战之挫，竟至于此乎？大丈夫行事，当百折不挠。你平日以圣贤自期，讲求‘打落牙齿和血吞’，讲求‘好汉打脱牙’，今日之态，岂是圣贤门徒所为？岂是大丈夫所为？死，何其易也。然你一死，置湘军万千将士于何地？置湖南父老期望于何地？置朝廷重托于何地？你死，不过是懦夫行径，徒令亲者痛仇者快。靖港之败，罪不在你一人，在于敌情不明，在于将士操练未精。当务之急，是收拢溃勇，整顿军纪，总结教训，以图再战。岂能效匹夫匹妇，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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