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安庆城下，湘军的营寨纹丝不动。
旌旗依旧猎猎，壕沟依旧深挖，地道依旧在夜以继日地向着安庆城墙下延伸。真正的核心主力——曾国荃的吉字营、李续宾的部队，像生了根的巨木，牢牢钉死在安庆外围的各个战略要点上。每日的操练声、号令声、土工作业的声响，比往日更加密集，杀气腾腾，目标只有一个：安庆！
那么，鲍超和张运兰呢？他们的确接到了命令，也的确开始向皖南方向移动。但他们的任务，在曾国藩那封送往祁门大营的绝密手谕中，写得清清楚楚，冷酷如铁：“尔部进抵皖南，非为东援苏杭！首要之务，乃扼守险要，堵绝皖南长毛（指太平军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北窜之路，使其不得一兵一卒增援安庆！安庆城下，乃决死之地，不容有失！若放一贼入安庆，尔等提头来见！”
鲍超，那个以勇猛凶悍闻名的“鲍老虎”，看着这道手令，咧开大嘴，露出森森白牙，对着麾下如狼似虎的霆字营吼道：“都听见了吗？大帅要咱们当门神！把皖南通往安庆的路，给老子堵死！一只苍蝇都不准飞过去！想增援安庆？先问问老子手里的刀答不答应！”吼声震天，杀气弥漫。
张运兰则沉稳得多，但眼神同样锐利。他仔细勘察地图，将部队部署在徽州、休宁一带的关键隘口和交通要道上，构筑工事，广布哨探，如同一张无形的铁网，悄然张开，目标明确：截断太平军皖南主力与安庆守军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刀锋，指向的是可能出现的太平军援兵，而非遥远的苏杭。
至于曾国藩本人？
他确实离开了宿松大营。在亲兵护卫下，他轻车简从，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东行，最终抵达了位于皖南山区的祁门。祁门大营迅速设立起来，营门高悬“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的大旗，辕门外车马往来，文书传递频繁，俨然一派“指挥东援”的繁忙景象。
曾国藩坐镇祁门，每日批阅从安庆前线、从皖南鲍超、张运兰处，以及从更远的、正被战火蹂躏的江浙方向雪片般飞来的文书。他给咸丰帝的奏报一封接着一封，详尽地“汇报”着在祁门“调度”各路兵马、“筹划”东援事宜的“进展”，言辞恳切，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纸上。他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催促”鲍超、张运兰“加速东进”，“不得延误军机”。
这姿态，做得十足十。在紫禁城看来，曾国藩这位国之柱石，已经“遵旨”放下了安庆，移驻前线，正在殚精竭虑地组织力量，拯救那流血的江南命脉。咸丰帝紧锁的眉头或许能稍稍舒展一些，满朝文武的聒噪或许能暂时平息几分。
然而，只有曾国藩身边最核心的幕僚，如赵烈文、李鸿章等人，才能从那看似繁忙的公务和忧心忡忡的奏折背后，看到那双深陷眼眸里不变的、如寒铁般的意志。他的目光，从未真正离开过安庆城头。祁门，不过是一面精心布置的屏风，一个用来应付朝廷、争取时间的“姿态”。他坐在这里，承受着来自皇帝和江浙士绅的巨大压力，忍受着“迁延观望”、“畏葸不前”的指责，如同老僧入定，只为了一个目标——死死摁住安庆，等待那最后决战的时刻。
安庆城下，湘军的铁锹依旧在挖掘，地道的尽头，火药正在堆积。而祁门大营的灯火，彻夜长明，映照着曾国藩伏案疾书的侧影，那笔尖流淌的墨迹，既是写给紫禁城的“安魂曲”，也是为安庆守军敲响的丧钟。一场巨大的风暴，在表面的“遵旨”和暗地的“抗命”之间，在安庆的生死与江浙的存亡之间，正酝酿到极致。
祁门县城，静卧在皖南层峦叠嶂的怀抱中。当曾国藩的帅旗插上临时修缮的县衙大堂时，随行的幕僚们心头却蒙上了一层阴影。李鸿章尤其感到不安。
他陪着老师勘察地形。站在城头四望，只见青灰色的山岭连绵起伏，壁立千仞，如同一个巨大的、严丝合缝的铁桶，将小小的祁门城死死箍在中央。几条蜿蜒的山路，像垂死的蚯蚓，艰难地钻入密林险隘，通向山外的世界。风穿过狭窄的谷口，发出呜呜的悲鸣。
“老师，”李鸿章终于忍不住，指着四周的群山，声音带着忧虑，“此地形如釜底，四塞之地。进，固然便于呼应安庆；然退路……一旦贼寇扼住这几处咽喉要道……”他顿了顿，没再说下去，但意思已无比清晰——此地易进难出，若被合围，便是绝地！
曾国藩捻着胡须，目光深邃地扫过那些沉默的山峦。“少荃所虑，不无道理。”他缓缓道，“然祁门居皖赣之中，背倚江西粮道，前控安庆战局，兼顾皖南诸路。为帅者，当立险地以督战，岂能尽择坦途而避危？”他语气坚定，显然早已权衡利弊，决心已下。“传令下去，加固城防，严查各隘口！粮道务必畅通！”
李鸿章看着老师沉毅的侧脸，知道再劝也是徒劳。他默默退下，心头却像压上了祁门四周的山峦，沉甸甸的。他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签押房，桌上摊着誊写了一半的旧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墨迹未干，诗句里的万丈豪情，此刻在现实的群山围困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困在这“釜底”做个抄抄写写的幕僚，与左季高在外募兵练勇、即将独领一军的意气风发相比，云泥之别！他烦躁地将笔掷在砚台上，溅起几点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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