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以干练、务实、精通吏治和洋务着称，被李鸿章委以重任，先负责厘金、制造等具体事务，后成为其整顿吏治、兴办洋务的得力臂膀。丁日昌雷厉风行，善于解决实际问题，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型人才。
冯桂芬是着名思想家，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被李鸿章聘为高级顾问，其着作《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学习西方的主张，为李鸿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刘秉璋、周馥作为早期追随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继续担任核心职务，负责军务协调、后勤保障等。
此外，李鸿章还积极吸纳或培养了一批通晓外语、了解西方技术和商务的专门人才，如陈钦、马建忠等，处理具体的对外交涉、合同谈判、技术引进等。
这些人围绕在李鸿章周围，组成了与湘军幕府风格迥异的“淮系幕府”。它更注重实际行政能力、对外交涉技巧和对新事物的接纳程度，充满了浓厚的实用主义和洋务色彩，成为李鸿章治理上海、推行洋务的核心智囊团和执行机构。
解决了内政和班底问题，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极速扩充军力。仅靠从安徽带来的几千老底子和虹桥之战的威望还远远不够。他采取了极为灵活甚至“不择手段”的扩军策略，核心就是“招降纳叛，兼收并蓄”。
李鸿章深知太平军中不乏能征善战之将，对太平军将领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利益诱惑。
同治元年（1862年）夏秋之际，驻守浦东高桥、南汇等地的太平军将领吴建瀛、刘玉林、方有才等，在淮军压力和李鸿章策反下，率部万余众集体投降！李鸿章大喜过望，对降将优加笼络，给予官职，如吴建瀛被授参将，将其部众整编为“建字营”、“玉字营”等，成为淮军扩充的主力来源之一。这些降军久经战阵，战斗力颇强。
对于苏南浙北溃败的清军残部、以及各地坚持抵抗的团练武装，只要愿意归附，李鸿章来者不拒。如原在薛焕麾下作战的郭松林所部团练，就被李鸿章收编为战斗力很强的“松字营”。
他利用上海及周边相对稳定区域的人口和财力优势，继续招募新兵。以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老营为骨干，采用“老营带新营”的方式，迅速组建新营头。老营官升任统领，其得力部下分领新营。
在华尔于1862年9月慈溪战死后，李鸿章积极插手常胜军（原洋枪队）事务，虽未能完全掌控，但也吸收了一些其华人士兵和部分愿意效力的低阶洋人军官。
李鸿章这套组合拳效果惊人。在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上海财源）和不断胜利（虹桥后，淮军又接连在七宝、北新泾等地挫败太平军）的鼓舞下，淮军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
从初到上海时的不足10营（约5000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通过招降、收编、新募，营头数量猛增至50个营左右！这其中包括了树字、铭字、鼎字、盛字、庆字、松字、建字、玉字、奇字（由原湘军程学启部扩充）、勋字（常胜军部分改编）等各系列营头。
按每营500人左右计算，总兵力迅速达到约2.5万人。这已经是一支足以影响整个苏南战局的强大力量。
利用上海得天独厚的条件，新组建的营头也优先装备采购的洋枪洋炮，整体火器化水平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清军，甚至超过了部分太平军主力。
秋高气爽，李鸿章站在龙华校场，检阅这50营、两万余众，装备精良、旌旗蔽日的淮军时，心中豪气干云。短短半年，他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蜕变：从被嘲笑的“叫花子统帅”，一跃成为手握重兵、坐拥中国最富庶城市、掌控新式军队、拥有务实干练班底的东南强藩！
罢黜杨坊，让他牢牢掌控了上海的财权与政权；构建淮系幕府，为他提供了治理与洋务的智力支持；而淮军的极速膨胀，则赋予了他争雄天下的硬实力。此刻的上海，已不再是薛焕时代的上海，更不是杨坊等买办可以左右的上海，这里是李鸿章的上海。
他遥望西方天京方向，又瞥了一眼租界林立的外滩，眼神深邃。恩师曾国藩“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教诲犹在耳边，但此刻，他心中已燃起更大的野望：以上海为基地，以淮军为利刃，扫平苏南，进而问鼎中枢。而租界里那些曾经轻视他的洋人，终有一天会像欧洲人敬畏俾斯麦那样，敬畏他这位来自东方的铁血宰相！李鸿章的传奇，正随着淮军的铁蹄，在上海滩的烟云中隆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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