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的春天，江南战局已如棋至中盘。李鸿章坐镇常州，刚刚沐浴在克复苏南、获封骑都尉世职的无上荣光之中，黄马褂的明黄色泽在行辕的烛火下熠熠生辉。然而，一份来自紫禁城的六百里加急谕旨，却像一块冰冷的巨石，骤然投入这荣耀的池水，激起了层层不安的涟漪。
旨意直白而急迫：命李鸿章速速率淮军主力西进，会攻天京（南京），助曾国荃一臂之力！
李鸿章捧着这烫手的圣旨，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眉头锁成了深深的沟壑。他踱步到悬挂的巨幅舆图前，目光投向西方——那座被曾国荃的湘军围困了两年之久的石头城。
“中堂，朝廷此意……”心腹幕僚周馥小心翼翼地开口。
“朝廷是嫌九帅（曾国荃）打得太慢了！”李鸿章打断他，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他指着地图上天京的位置，“整整两年！从同治元年五月至今，湘军把天京围得铁桶一般！九帅以为唾手可得，可结果呢？城还在长毛手里！朝野上下，说什么的没有？‘养寇自重’这四个字，怕是连京师的茶馆里都传遍了！” 他重重地拍在地图上，震得烛火摇曳。
李鸿章深知曾国荃对攻克天京的执念。为了独吞这“天字第一号”的功劳，曾国荃甚至放弃了当初带兵进入富庶江苏的机会，宁愿在南京城下啃硬骨头、喝西北风。如今，虽然湘军也经历了雨花台血战等艰苦卓绝的时刻，但毕竟已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天京城内粮草将尽，破城只是时间问题。此刻自己奉旨前去，带着兵强马壮、连战连捷的淮军，在九帅和恩师曾国藩眼里，这不是雪中送炭，这是赤裸裸的抢功！
“抢人功劳，断人财路……”李鸿章喃喃自语，这是他浸淫官场多年，深知最犯忌讳的两条铁律。曾国荃的“功劳”就是湘军集团、更是他老师曾国藩的政治资本。得罪了曾氏兄弟，就等于自断在湘系根基深厚的朝堂上的臂膀，其后果不堪设想。哪怕有圣旨压着，这浑水也绝不能轻易去趟！
“给朝廷回奏，”李鸿章迅速做出决断，语气斩钉截铁，“就说我淮军将士自苏常战役以来，转战千里，疲惫已极，伤病甚多。恳请朝廷恩准暂驻常州休整月余，待恢复元气，再择机西进，以策万全！”他想用“疲惫”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时间，寄希望于曾国荃能在这一两个月内自己把天京啃下来。
然而，朝廷的耐性似乎已被天京的久拖不决耗尽。李鸿章的“疲惫”奏疏刚发出不久，第二道、第三道措辞更为严厉的谕旨又接踵而至！字里行间透着不容置疑的催促，甚至有隐隐的问责之意：李中堂克复苏南神速，为何一遇天京就逡巡不前？莫非也要学那“养寇”不成？
压力如同无形的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李鸿章心头。行辕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周馥等幕僚屏息凝神，看着他们的主帅在巨大的舆图前反复踱步，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朝珠。
“避无可避了……”李鸿章长叹一声，目光锐利地在图上逡巡，最终，他的手指猛地戳向了一个令幕僚们意外的方向——浙江！
“传令！大军集结，掉头南下，入浙剿匪！”
“南下？入浙？”周馥惊愕，“中堂，浙江那可是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的地盘啊！我们刚得罪了曾家，难道又要去招惹左帅？这……”
“哼！”李鸿章冷笑一声，眼中闪烁着权谋的精光，“两害相权取其轻！九帅身后，是恩师曾涤生（曾国藩字涤生）！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根深蒂固！得罪了九帅，就是得罪了整个湘系！我们淮军根基尚浅，如何承受得起？”他顿了顿，语气带着一丝决绝，“左季高？此人确是帅才，然性格孤傲，恃才傲物，在朝中并无湘系那般盘根错节的根基，是个‘孤家寡人’！浙江‘匪患正盛’？哼，那正好！朝廷不是催我进兵吗？我这就去浙江‘剿匪’！这叫奉旨办差！至于左季高，只能‘委屈’他一下了！”
这便是李鸿章“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冷酷算计。在曾氏兄弟这堵厚墙和左宗棠这棵孤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作为缓冲。他深知此举必然得罪左宗棠，但左帅的“报复力”，在他看来，远不及曾氏集团的滔天巨浪。淮军入浙，成了他唯一能想到的、既能应付朝廷严旨，又能避免直接踩进天京这趟浑水的“妙计”。
淮军的铁蹄，打着“奉旨剿匪”的旗号，轰然踏入了浙江地界。左宗棠此时正坐镇衢州，全力谋划收复杭州的最后战役。当探马飞报淮军大举入浙时，左宗棠初时还以为是朝廷派来助剿的援军。
然而，李鸿章的淮军很快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剿匪”：
淮军倚仗兵强马壮、装备精良，专挑浙北太平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府县下手，如湖州外围、嘉兴附近（虽已被程学启攻克大部，但仍有残敌）等。他们行动迅速，攻城拔寨，将本属于左系楚军的功劳簿上，硬生生撕下几页贴在自己身上。收复的城池，插上的是淮军的旗帜，报捷奏疏上署的是李鸿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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