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河上弥漫着潮湿的咸腥气息。直隶总督衙门内外戒备森严，中法两国代表即将在此展开决定越南命运的谈判。这座始建于雍正年间的官署，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而今又将见证一个新的转折点。
五月初，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的急件，正式委任他为全权大臣，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进行条约细则的磋商。这份盖着御玺的委任状背后，是清廷内部复杂的政治博弈。主战派大臣们虽然不满，但在慈禧太后乘胜即收的明确旨意下，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授予巴德诺相应的全权代表资格，双方的外交照会在总理衙门与法国驻华公使馆之间频繁往来。
李鸿章在签押房里仔细研读着来自巴黎的《停战协定》副本，幕僚周馥在一旁整理着相关文书。爵帅，周馥轻声道，巴德诺此人素以强硬着称，曾在上海领事任上处理过四明公所事件，对我朝情形颇为熟悉。据悉，他此次带来的随员中，有两位是专门研究中国税务的专家。
李鸿章缓缓放下手中的公文，目光深邃：此番谈判，关键不在越南归属，而在滇桂通商条款。越南局势，早在去年李福协定中就已定下基调。如今我们要争的，是西南边境的利权。他特别嘱咐周馥，要将近年来云南、广西两省与越南的贸易数据整理成册，以备谈判时使用。
5月13日清晨，法国代表团乘坐装饰华丽的马车来到总督衙门。巴德诺身着外交礼服，胸前佩带着荣誉军团勋章，身后跟着六名随员，其中包括精通中国事务的翻译官戴理尔、商务专员杜布瓦、军事顾问勒克莱尔等人。衙门正厅已布置妥当，中法两国国旗分列两侧，红木长桌上铺着猩红毡毯，两旁摆放着精美的景德镇瓷器和法国塞夫尔瓷器，彰显着各自的文化特色。
首次会面在略显拘谨的气氛中开始。双方代表按照外交礼仪互致问候后，分别在长桌两侧就座。巴德诺首先发言，通过戴理尔的翻译，他强调法国政府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但必须以《李福协定》为基础。总督阁下，巴德诺语气坚定，法国在越南的权益必须得到完全承认，这是谈判的前提。我国政府希望能在六月中旬前完成所有谈判程序。
李鸿章不疾不徐地回应：公使先生应当明白，镇南关之役后，中法双方的军事态势已发生变化。我朝虽愿和平，但在通商条件上，自当有所调整。他特意提到减税幅度和通商口岸设置等问题，暗示这些才是谈判的重点。首次会谈持续了两个时辰，双方主要就谈判议程和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交流。
随后的日子里，谈判以交替在总督衙门和法国领事馆举行的方式进行。每天清晨，李鸿章都要先阅读各地送来的电报，特别是左宗棠、曾国荃等督抚的来信。这些封疆大吏虽然不在谈判现场，但他们关于边防、通商的意见却时时影响着谈判进程。与此同时，巴德诺也定期向巴黎发送电报，汇报谈判进展并请示下一步指示。
五月中旬的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巴德诺坚持要求在中国境内开设更多通商口岸，并引用《李福协定》中的模糊条款，企图扩大解释范围。李鸿章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边界贸易数据，指出过度减税将严重影响云南、广西两省的财政。双方就通商口岸的具体位置和数量展开了激烈讨论，法方最初要求开放五个口岸，而中方只同意开放两个。
根据我们收集的数据，李鸿章翻开面前的账册，去年云南边境的茶叶贸易总额为八十七万两，若按法方要求的税率征税，地方财政将损失近二十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其他商品的税收损失。法方商务专员杜布瓦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降低税率反而会促进贸易总量，最终增加税收收入。这一轮的谈判从早晨持续到深夜，双方就具体数字进行了反复计算和争论。
在谈判间隙，李鸿章特意安排了一些非正式的会面。五月二十日，他邀请巴德诺到海河边的望海楼茶叙。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李鸿章看似随意地提到：云南边民以茶马贸易为生，若完全放开贸易限制，恐生民变。近年来边境地区本就不太平，此事实在令人担忧。巴德诺虽然明白这是谈判策略，但也确实需要考量这些潜在风险。
五月二十五日，谈判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关于铁路修筑权的条款。巴德诺拿出事先拟好的草案，其中中国修造铁路时，应允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这一条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他立即召来精通法文的伍廷芳，要求逐字核对法文文本。在仔细研究后，伍廷芳指出法文文本中的devra sadresser à lindustrie fran?aise具有强制性含义，这与中文版本的存在微妙差异。
此条款关系重大，李鸿章在当晚与幕僚的会议上说，若完全应允，则西南铁路之利尽归法商。周馥建议在条款中加入俟中国筹款不足时的前提，张佩纶则主张删除整条。经过深思熟虑，李鸿章决定保留条款，但要求增加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为法国一国独享之利益的补充说明。这一立场在次日的谈判中遭到法方强烈反对，巴德诺称这违背了之前达成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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