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九年的春夏之交，在血火与权谋交织的尘埃落定中，悄然过渡。帝国的边疆似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然而这平静之下，是更深层次的整合、砺炼与蓄力。各方砥柱，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考验后，并未停歇，而是以更沉稳、更富远见的姿态，继续推动着帝国的巨轮碾过历史的轨迹。
朝鲜，汉城。
大明兵部主事赵士桢的工作，已从最初的“勘验”与“指导”，逐渐转变为实质性的“整饬”。凭借条款赋予的权力以及俞咨皋水师在沿海的绝对威慑，他雷厉风行地介入朝鲜军务。
首先便是武库。他下令封存了所有过于老旧、不堪使用的火铳和火炮，将有限的合格火器集中调配，并依据大明制式，开始小批量更换朝鲜军队的装备。同时，他从随行工匠中抽出人手，在汉城、平壤等地设立“军器修缮所”，名义上是帮助朝鲜维修军械，实则开始尝试利用朝鲜本地原料和匠人，小规模生产大明制式的弹药和部分火器零部件。这既是对朝鲜军工能力的摸底，也是一种潜在的技术与控制输出。
其次，他以“观摩学习”为名，从朝鲜军队中抽调了一批中下级军官，组成“军官教导队”，由他带来的明军教官进行集中训练。训练内容不仅是火器操放、战阵变化，更有意无意地灌输着“天朝至上”、“共御外侮”的思想。这些军官，未来将成为朝鲜军队中亲明势力的骨干。
与此同时，皇商司的触角也紧随其后。凭借水师掌控海路的便利，来自大明的商船开始更频繁地出入釜山、木浦等港口。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商品涌入，而朝鲜的人参、皮毛、矿产等资源，则被以“公平”的价格收购运走。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依附关系，正在快速形成。
朝鲜国王李倧病情反复，西人党魁首李元翼实际主持国政。他虽心向大明以求自保，但面对赵士桢日益深入的干涉和皇商司的经济渗透，内心亦充满了屈辱与无力感。朝中北人党残余势力虽被压制，但暗地里的怨愤与不甘，如同地火般潜藏涌动。朝鲜，这个曾经的藩属，正在被一点点地剥离自主的骨骼，嵌入大明帝国主导的东亚新秩序之中。俞咨皋的舰炮与赵士桢的条令，共同构成了掌控朝鲜的明暗双手。
北疆，靖安堡。
卧狼沟大捷的余波尚未完全平息，朱由检已将从战场缴获的物资清点入库，阵亡将士的抚恤、立功人员的奖赏也一一落实。他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反而更加冷静。此战虽重创了多尔衮一部，但也暴露了“铁血骑”在复杂林地追击和清剿小股溃敌时的不足。
“胜利，是检验训练最好的镜子。”朱由检在军事会议上，面对麾下军官，语气严肃，“此战，火器突击效果显着，但后续刀兵接战，个别小队配合仍有生疏。林间追击，更是让不少建奴残兵走脱。我们面对的，是熟悉山林、狡诈如狐的对手，任何一点疏漏，都可能在未来付出代价。”
他下令，“铁血骑”的训练重点，立即转向小分队山地林间作战、长途追踪与反追踪、以及极端天气下的生存与战斗。同时，他采纳李永芳的建议，更大规模地招募和训练那些归附的土着部落勇士，将他们编为独立的“山地斥候营”，给予优厚待遇，专门负责侦察、向导和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山林清剿。他要将北疆的每一寸土地，都变成明军的主场。
除了军事上的精益求精，朱由检的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基础建设。他再次上书朝廷，请求增拨款项和工匠，在靖安堡以北，选择几处关键隘口，仿照长城规制，但采用更先进的“泰昌灰泥”与石材，修筑一系列小型的、互为犄角的“前进堡垒”。这些堡垒规模不大，但极其坚固，配备火炮，屯驻精兵，如同钉子般楔入北疆前沿，构成一道弹性而坚固的新防线。
“被动防守，永无宁日。唯有主动前出，建立稳固据点，方能步步为营，挤压建奴与罗刹的生存空间，将战火阻于国门之外！”朱由检的奏疏中，充满了开拓者的决心。他的构想，得到了朱常洛和孙传庭的认可。帝国的北疆，不再仅仅是一条被动的防线，而是在朱由检的推动下，开始向着积极防御、甚至前出威慑的战略方向转变。
龙安州，“实学馆”的筹建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柳文耀亲自选定了馆址，就在州城西侧，依山傍水，环境清幽。他不仅从州衙拨款，还鼓励本地士绅和经营良好的合作社捐资。一时间，龙安上下，无论汉夷，都对这所即将诞生的“高等学府”充满了期待。
这一日，柳文耀正在与几位聘请来的老夫子最后核定授课内容。除了传统的经史（以《春秋》、《资治通鉴》等侧重实务的为主），更侧重算学、基础格物（力学、水利、农具原理）、舆地（重点是大明疆域及周边）、乃至简单的律法条文和公文写作。
“国舅爷，这……是否过于侧重杂学，恐偏离圣人之道根本？”一位来自成都的老儒生，捻着胡须，面带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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