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三年的新春，在去岁末的血火与肃杀中悄然来临。帝国上下虽仍能感受到四方压力带来的寒意，但北疆迷雾初散、龙安技术突破、海疆惨胜立威，终究带来了一丝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混杂着希望、隐忧与蓄势待发的力量。
新年伊始，北疆总督府与京城东厂、锦衣卫的联合调查并未因佳节而停顿。那枚从白云观清虚道士处搜出的“云龙探爪”玄铁令牌，成为了新的焦点。骆养性动用了所有隐秘渠道，查阅故纸堆，甚至暗中请教了几位精通前朝典故的老翰林，终于在一本残破的前元杂记中，找到了一丝模糊的线索——记载中，前元末期，有一支号称“云龙会”的秘密组织，活跃于漠北与中原之间，专事贩卖情报、走私禁物，甚至插手王公更迭，其成员信物，便是一种龙纹令牌。元亡后，该组织销声匿迹。
“前元余孽？”朱由检接到骆养性的密报，剑眉紧锁。若真如此，北疆军械流失、书籍舆图渗透，其目的就绝非简单的通敌牟利，而是蕴含着更深的政治图谋，或许旨在搅乱大明边疆，甚至复辟前元？这个推测令人不寒而栗。
他立刻下令，北疆各边市、屯垦点，暗中排查所有与前元有渊源的部落、家族，以及近几十年来北迁的汉人之中，是否有形迹可疑、或与“云龙”字样有所关联者。同时，加强对归附部落的监控与笼络，双管齐下，既要挖出毒瘤，也要防止其扩散。北疆的安危，系于这看似虚无缥缈的“云龙”线索之上。
龙安州，“龙兴号”的成功试航，其意义远超一次技术验证。它如同一声春雷，惊动了帝国沉寂已久的经济深水。嗅觉敏锐的商贾，尤其是此前在金融风波中吃了亏的江南资本，不再仅仅视龙安为廉价货源地，而是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足以改变商业格局的巨大潜力——蒸汽动力。
新年期间，前往龙安州衙拜会柳文耀的各地商团络绎不绝。他们不再仅仅谈论布匹、铁器的采购，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蒸汽机的合作生产、应用，乃至对龙安官道、未来运河工程的参股投资。带来的礼单上也多了许多关于水利、机械的古籍珍本，或是引荐家中精通格物的子侄。
柳文耀对此乐见其成，但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他深知资本逐利的本性，若放任自流，龙安辛苦培育的工业幼苗可能被巨鳄吞噬。他在州衙设立了“工商咨议局”，定期召集本地及外来大商号东主，共商发展大计，实则也是划定规矩、引导投资方向的平台。
“合作可以，参股亦可商议，”柳文耀在首次咨议局会议上明确表态，“然，龙安之根本，在于技术自主与工匠培育。所有合作，需以不损害龙安工匠利益、不阻碍技术扩散为前提。州衙有权对涉及关键技术的合作进行审核。”
他试图以官府的权威，为龙安迅猛的工业化浪潮套上缰绳，引导资本这头猛兽，在划定的轨道内奔跑，既借其力，又防其害。龙安的崛起，已不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
东南福州，硝烟味尚未完全散去。张献忠一边忙着抚恤伤亡、修缮战舰，一边整合着海战带来的“红利”——那艘俘获的荷兰次级旗舰，以及大量缴获的火炮、航海仪器。他下令集中所有俘获的荷兰、葡萄牙工匠及水手，由明军工匠和通译日夜“请教”，试图尽快吃透西夷的造船与火炮技术。
“妈的，这红毛夷的船板铆接就是结实！炮也比咱们的轻，打得还远！”张献忠亲自钻到俘获的荷兰战舰底舱，摸着那厚重的龙骨和密集的铆钉，骂骂咧咧中带着兴奋，“都给老子好好学！回头咱们的‘镇海级’也得照着这个改！”
与此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人的反应也迅速传来。遭受重创的荷兰人并未立刻组织报复，反而出人意料地派出了级别更高的商务代表，再次抵达福州，要求“重启谈判”。而葡萄牙人则态度暧昧，一方面继续与荷兰人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则通过澳门渠道，向大明表达了希望“单独增进友好关系”的意愿。
显然，大明水师在决战中展现出的顽强与实力，让西夷认识到，纯粹的武力征服代价过高，转而寻求通过外交与贸易手段获取利益。
“谈？可以啊！”张献忠对着荷兰代表，皮笑肉不笑，“先把这次打仗的赔款，还有以往劫掠我商船的损失，给老子算清楚了再谈别的！至于规矩，还是老子定的那些，一个字不能改！”
他强硬依旧，但背后已授意随员，可在具体贸易份额、关税细节上进行磋商。他深知，武力是后盾，但长久的海疆安宁，也需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贸易规则之上。东南海疆，进入了武力威慑下的外交博弈新阶段。
大明赴日使团，历经风浪，终于在泰昌十三年正月十五，抵达日本长崎港。尽管幕府态度冷淡，但面对打着“宣慰”、“通商”旗号的天朝使团，长崎奉行所不敢怠慢，依礼接待，但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指定的馆驿和有限的公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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