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三年的金秋,天高云淡,帝国广袤的疆域上,去岁的动荡与今岁的博弈似乎都沉淀了下来,化作了几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亦或是潜藏得更深的危机。收获的季节,总是伴随着对未来的审慎评估与未雨绸缪。
北疆,随着“玄狐”周文瑞在山西老宅被东厂番子秘密缉拿归京,其部分党羽相继落网,轰动朝野的“云龙会”大案暂告一段落。朱由检借此雷霆之势,在北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与整肃,数个与“云龙会”有牵连的边镇中低阶武官被革职查办,一些长期与境外部落进行非法贸易的商队被连根拔起。北疆的军政纪律为之一肃,边防堡垒链更加稳固。
秋收时节,广袤的黑土地上麦浪翻滚,各屯垦点粮仓充盈。得益于有效的管理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北疆今年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更有大量余粮可调拨或储存。朱由检站在总督府的高台上,望着堡外一片金黄和井然有序的驰道,冷峻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缓和。他知道,北疆的根基正在被夯实。
然而,李永芳的密报依旧提醒着他潜在的威胁:“云龙会”核心虽遭重创,但其部分骨干和外围势力如同草原上的野火,风过之后,余烬犹存,散入漠北深处或隐匿于边境复杂的人群中,难保不会死灰复燃。且罗刹人在勒拿河上游的活动似乎有增无减,显然并未放弃南下的野心。北疆的平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
龙安州,蒸汽机的轰鸣声再次成为西郊工坊区的主旋律。经过严格的整顿和《安全规制》的推行,生产秩序井然,事故率大幅下降。那艘备受瞩目的明轮蒸汽船“龙兴号”也成功完成了数次载货试航,虽然速度尚不及顺风时的帆船,但其不依赖风力和逆流而上的稳定性,已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吸引了众多商贾的目光。
柳文耀推动的“标准化”和《工匠考评晋升疏》也在龙安内部逐步落地。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获得了“匠师”称号和相应待遇,极大地激发了工匠群体的积极性和荣誉感。龙安生产的布匹、铁器因规格统一、质量稳定,口碑愈佳,商路进一步拓宽。
然而,潜在的阻力也在悄然滋生。工部派往其他州县推广蒸汽机技术的队伍,反馈回的消息并不乐观。除了类似四川邻州遭遇的传统行会阻挠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浮现出来:缺乏像柳文耀这样强有力的地方主官推动,缺乏龙安那样初步形成的产业配套和工匠群体,更缺乏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经验和准备。许多地方官府对兴办蒸汽工坊态度消极,或担心引发民变,或觉得投入巨大而见效缓慢,远不如征收传统农业税来得稳妥。
一股无形的、基于旧有治理模式和利益格局的惯性力量,开始成为龙安模式向全国扩散的最大障碍。柳文耀意识到,技术可以强制推行,但观念和制度的转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巧妙的策略。
东南沿海,张献忠利用荷兰人清剿海盗、挑动西夷矛盾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付出代价后,终于与大明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获得了在厦门、广州两地进行有限贸易的权利,但关税、商品种类受到严格限制。
然而,大明水师的强势崛起和张献忠的强硬手腕,使得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暂时搁置了彼此间的矛盾,开始频繁接触,试图协调立场,共同应对大明这个正在改变远东力量格局的“新玩家”。有迹象表明,一个针对大明海贸的、松散的西夷“协调机制”正在酝酿之中。
“想合起伙来对付老子?”张献忠接到密报,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正好,省得老子一个个去找!传令下去,往后在海上,但凡遇到西夷船只,不管哪国的,都给老子盯紧喽!只要他们敢抱团,老子就敢把他们一块儿收拾了!”
他一方面命令水师加强战备,加快新式“镇海级”战舰的列装速度;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利用贸易分化瓦解西夷,例如,向葡萄牙人提供稍优于荷兰人的生丝价格,向西班牙人暗示可以讨论关于吕宋(菲律宾)华侨地位问题等,试图在西夷脆弱的联合中打入楔子。海疆的平静之下,一场涉及多国、更为复杂的合纵连横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日本九州,局势急转直下。萨摩藩虽然骁勇,但终究实力与幕府相差悬殊。在顶住了初期的进攻后,后勤补给、兵源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江户幕府调集了周边数藩的强大兵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总攻。经过数场惨烈的战役,萨摩藩主力损失惨重,其居城鹿儿岛城被幕府大军团团围困。
岛津久通在绝望中切腹自尽,萨摩藩向幕府投降。这场由大明暗中煽动、持续了数月的西南叛乱,最终以幕府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消息传至长崎,大明使团馆驿内一片沉寂。杨涟与孙传庭相视无言,他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幕府以雷霆手段平定萨摩,无疑极大地巩固了其统治权威,也使得大明借助西南强藩撬开日本国门的策略遭受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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