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三年的金秋，天高云淡，帝国广袤的疆域上，去岁的动荡与今岁的博弈似乎都沉淀了下来，化作了几分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亦或是潜藏得更深的危机。收获的季节，总是伴随着对未来的审慎评估与未雨绸缪。
北疆，随着“玄狐”周文瑞在山西老宅被东厂番子秘密缉拿归京，其部分党羽相继落网，轰动朝野的“云龙会”大案暂告一段落。朱由检借此雷霆之势，在北疆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洗与整肃，数个与“云龙会”有牵连的边镇中低阶武官被革职查办，一些长期与境外部落进行非法贸易的商队被连根拔起。北疆的军政纪律为之一肃，边防堡垒链更加稳固。
秋收时节，广袤的黑土地上麦浪翻滚，各屯垦点粮仓充盈。得益于有效的管理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北疆今年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更有大量余粮可调拨或储存。朱由检站在总督府的高台上，望着堡外一片金黄和井然有序的驰道，冷峻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缓和。他知道，北疆的根基正在被夯实。
然而，李永芳的密报依旧提醒着他潜在的威胁：“云龙会”核心虽遭重创，但其部分骨干和外围势力如同草原上的野火，风过之后，余烬犹存，散入漠北深处或隐匿于边境复杂的人群中，难保不会死灰复燃。且罗刹人在勒拿河上游的活动似乎有增无减，显然并未放弃南下的野心。北疆的平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间歇。
龙安州，蒸汽机的轰鸣声再次成为西郊工坊区的主旋律。经过严格的整顿和《安全规制》的推行，生产秩序井然，事故率大幅下降。那艘备受瞩目的明轮蒸汽船“龙兴号”也成功完成了数次载货试航，虽然速度尚不及顺风时的帆船，但其不依赖风力和逆流而上的稳定性，已然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吸引了众多商贾的目光。
柳文耀推动的“标准化”和《工匠考评晋升疏》也在龙安内部逐步落地。一批技艺精湛的工匠获得了“匠师”称号和相应待遇，极大地激发了工匠群体的积极性和荣誉感。龙安生产的布匹、铁器因规格统一、质量稳定，口碑愈佳，商路进一步拓宽。
然而，潜在的阻力也在悄然滋生。工部派往其他州县推广蒸汽机技术的队伍，反馈回的消息并不乐观。除了类似四川邻州遭遇的传统行会阻挠外，更深层次的问题浮现出来：缺乏像柳文耀这样强有力的地方主官推动，缺乏龙安那样初步形成的产业配套和工匠群体，更缺乏应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经验和准备。许多地方官府对兴办蒸汽工坊态度消极，或担心引发民变，或觉得投入巨大而见效缓慢，远不如征收传统农业税来得稳妥。
一股无形的、基于旧有治理模式和利益格局的惯性力量，开始成为龙安模式向全国扩散的最大障碍。柳文耀意识到，技术可以强制推行，但观念和制度的转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巧妙的策略。
东南沿海，张献忠利用荷兰人清剿海盗、挑动西夷矛盾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付出代价后，终于与大明达成了新的贸易协议，获得了在厦门、广州两地进行有限贸易的权利，但关税、商品种类受到严格限制。
然而，大明水师的强势崛起和张献忠的强硬手腕，使得西班牙、葡萄牙等老牌殖民国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暂时搁置了彼此间的矛盾，开始频繁接触，试图协调立场，共同应对大明这个正在改变远东力量格局的“新玩家”。有迹象表明，一个针对大明海贸的、松散的西夷“协调机制”正在酝酿之中。
“想合起伙来对付老子？”张献忠接到密报，咧嘴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正好，省得老子一个个去找！传令下去，往后在海上，但凡遇到西夷船只，不管哪国的，都给老子盯紧喽！只要他们敢抱团，老子就敢把他们一块儿收拾了！”
他一方面命令水师加强战备，加快新式“镇海级”战舰的列装速度；另一方面，则更加积极地利用贸易分化瓦解西夷，例如，向葡萄牙人提供稍优于荷兰人的生丝价格，向西班牙人暗示可以讨论关于吕宋（菲律宾）华侨地位问题等，试图在西夷脆弱的联合中打入楔子。海疆的平静之下，一场涉及多国、更为复杂的合纵连横大戏正在拉开帷幕。
日本九州，局势急转直下。萨摩藩虽然骁勇，但终究实力与幕府相差悬殊。在顶住了初期的进攻后，后勤补给、兵源不足的问题逐渐暴露。江户幕府调集了周边数藩的强大兵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总攻。经过数场惨烈的战役，萨摩藩主力损失惨重，其居城鹿儿岛城被幕府大军团团围困。
岛津久通在绝望中切腹自尽，萨摩藩向幕府投降。这场由大明暗中煽动、持续了数月的西南叛乱，最终以幕府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消息传至长崎，大明使团馆驿内一片沉寂。杨涟与孙传庭相视无言，他们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幕府以雷霆手段平定萨摩，无疑极大地巩固了其统治权威，也使得大明借助西南强藩撬开日本国门的策略遭受重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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