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十五年的深秋,金戈铁马之声渐息,取而代之的是各方势力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更深层次领域的激烈博弈。秋风卷起枯叶,仿佛也带来了帝国肌体深处传来的细微裂响。
北疆,第一场雪尚未降临,但寒意已深入骨髓。朱由检推行的文化融合政策遭遇了顽强抵抗。几个较大的归附部落头人联名上书,以“ 祖宗之法”为由,婉拒了派遣子弟入社学的建议,反而请求明朝尊重其“草原传统”。
更严重的是,边境贸易中接连发生了几起汉商以次充好、欺诈牧民的事件。虽然总督府迅速惩处了涉事商人,但流言如同草原上的野火般蔓延开来:“汉人无信,明法不公”。一些部落开始减少与官市的交易,转而通过隐秘渠道与北方罗刹势力接触。
李永芳的夜不收截获情报,罗刹人正在漠北频繁活动,以更优惠的价格收购毛皮,并暗中许诺向某些部落提供武器。朱由检站在沙盘前,手指划过那些蠢蠢欲动的部落方位,眼神冰冷。
“传令,”他声音低沉,“边市税收减免三成,持续三个月。同时,以总督府名义,组织‘诚信商队’,由军中老卒护送,携带足量盐茶布匹,深入各部落聚居地,平价交易,重塑信誉。”
“另,”他补充道,目光锐利,“告诉李永芳,对那几个与罗刹接触频繁的部落,盯死。若有异动,先发制人。”北疆的安定,不仅需要怀柔,更需要随时准备出鞘的利刃。
龙安州,柳文耀推行的“工坊仲裁所”勉强平息了劳资纠纷,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随着蒸汽机应用的普及,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部分工坊出现了产品积压。州内市场趋于饱和,而通往外界、尤其是江南富庶地区的商路,却因高昂的运费和地方保护主义而困难重重。
几家大工坊主联合施压,要求州衙出面,强制压低工匠工钱以降低成本,增强对外竞争力。与此同时,州衙府库因持续投入基础建设和补贴工坊而日渐空虚,柳文耀试图推行“产业分类指导”和“联合商队”的计划因缺乏资金和各方扯皮而进展缓慢。
屋漏偏逢连夜雨,连接水西煤矿的“煤铁大道”因秋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而局部中断,煤炭供应再度紧张,部分工坊面临停产威胁。
柳文耀焦头烂额,但他深知此刻绝不能退缩。他一方面紧急征调民夫抢修道路,另一方面,强行通过了《龙安州产业引导令》,明确州衙将重点扶持技术含量高、依赖蒸汽动力的新兴行业(如精密器械制造),对于过度竞争的传统纺织业,则不再提供额外补贴,迫使其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向外开拓市场。
“龙安不能永远靠补贴生存,必须自己学会在风浪中航行。”柳文耀在州衙大会上,面对质疑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道。他顶着巨大压力,从所剩无几的州衙经费中挤出一部分,作为风险基金,鼓励工匠和商人组建联合船队,探索沿长江东下,开拓湖广、江南市场。
东南广州,英吉利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展现出与早期西夷截然不同的耐心与狡黠。他们并未因明方的冷淡而退缩,反而递交了一份极其详尽的贸易清单和一份《关于建立平等外交与贸易关系的建议书》,其中甚至引用了部分欧洲新兴的国际法概念,要求与大明“基于相互尊重主权与利益的原则”进行交往。
张献忠拿着这份文绉绉的建议书,只觉得头皮发麻。“妈的,这英夷是来考状元的不成?”他看不懂其中深意,却本能地感到威胁。更让他警惕的是,有迹象表明,英吉利人正在暗中接触与荷兰、葡萄牙关系不睦的南洋土王,试图建立自己的贸易据点,绕开大明控制的主要航道。
“不能让他们在老子眼皮底下另起炉灶!”张献忠下令水师加强对南海诸岛的巡弋,并对所有未经报备进入大明宣称水域的外国船只进行盘查。同时,他要求“海贸咨议司”必须在半月内,拿出应对英夷这种“文攻”策略的方案。
“告诉那些读书人,别跟老子掉书袋,就说这英夷想干嘛,老子该怎么应对!”张献忠的耐心在复杂的文书往来中逐渐耗尽,海疆的局势因新对手带来的全新博弈方式而变得更加诡谲。
日本长崎,表面冻结的局势下,一丝微弱的裂痕终于出现。德川家光虽已亲政,但其母浅井氏及其外戚势力依旧把持部分权柄,与以酒井忠世为首的辅政老臣集团矛盾日益公开化。双方在如何处理西南战后事宜、以及如何应对大明等外交问题上意见相左。
孙传庭(融合范仲淹武魂)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线机会。他通过潜伏在江户的暗线,将一份关于“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导致日本金银比价波动、物价上涨”的分析报告,巧妙地同时递到了幕府两大派系头面人物的案头。报告中并未提出任何建议,只是客观陈述了现象及其对幕府财政和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
这份报告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在幕府内部激起了涟漪。主张维持锁国的一派认为应进一步收紧贸易;而另一派则开始私下讨论,是否应有限度地调整政策,通过官方渠道引导贸易,以稳定物价、增加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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