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麦田主动联系孙祺，他猜测对方是想借他的专辑试水，测试新渠道的效果，为李雨春后续专辑做准备。
这明显是想拿他当试验品。
任谁都不愿当试验品，孙祺心里也不舒服。
但眼下别无选择——索尼唱片的分成比例是19%，比太和麦田高4个百分点。
要知道2006年国内音像制品增值税是17%，实体渠道如音像店、书店等要抽30%。
当时网络购物还不普及，实体渠道必不可少，这30%的费用必须承担。
算下来，税费和渠道费占了47%。
再扣除发行分成，最终收益只剩下三成多。
每个百分点背后都是大笔利润。
假设专辑定价20元，成本5元，每个百分点对应0.15元，4个百分点就是0.6元。
如果销量达到50万张，差额就有30万元。
经过仔细考虑，孙祺对王敬天认真地说：“王哥，我对这张专辑有信心，我选择和太和麦田合作。”
确定合作后，孙祺立刻行动。
第二天请假，委托版权律师一起前往太和麦田。
“这位就是孙祺先生吧，果然年轻有为。”发行部刘副总监亲自接待了他们。
前期细节基本确定，这次见面主要是完成签约。
孙祺将专辑首发量定为10万张，动用了原本用于投资的储备金，加上预付的10万发行费，总共投入了60万元。
专辑命名为《我的天空》，封面在太和麦田的专业影棚拍摄：蓝色背景前，孙祺穿着白色毛衣和浅蓝色牛仔裤，背着吉他仰望天空，手指间夹着一片枫叶，遮住半边眉眼，展现出一种纯净文艺的气质。
虽然觉得刻意营造纯真形象有些尴尬，但考虑到市场喜好，孙祺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总比非主流风格更稳妥。
签约时，孙祺特意提出要将宣传方案写进合同。
刘总监很痛快地答应了。
不出所料，太和麦田确实打算用孙祺的专辑试水，调动了全部宣传资源，包括电台点歌、海报张贴、各大音乐榜单推广、网络宣传，以及后续的签售会等。
虽然效果难以预测，但这些方式在当时已经非常全面，可见太和麦田的崛起并非偶然。
至于后来的衰退，更多是整个华语乐坛环境变化所致，非一家公司所能改变。
接下来又签了一份版权代理合同，将专辑从工作室授权给太和麦田代理，一年一签。
孙祺原本想由自己工作室代理版权，但王敬天告诉他，这样并不现实。
版权虽然归孙祺所有，但一旦有人侵权，他很难及时发现，即使发现，也没有精力逐一打官司。
另一方面，版权在业内有“潜规则”。
只要把版权交给唱片公司，业内通常会默认保护这份版权，这是行业共识。
如果坚持个人持有，反而容易被大量侵权。
当然，除非你背后有足够强的势力。
此外，商业化运营，比如歌曲使用或翻唱申请，也需要专业团队处理，否则不仅费事还容易被骗。
交由唱片公司统一管理，自己只需坐等分成，反而更省心。
孙祺听后觉得有道理，经律师确认后便签了合同。
反正是一年一签，不满意随时可以换。
太和麦田动作很快，当天就拿出专辑发行计划：
半个月完成制作，1月1日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宣传，同时铺货，2月1日正式上市。
孙祺回家后，又联系了QQ音乐，确认彩铃业务与专辑同步上线。
本以为能轻松几天，结果没在学校待几天，王敬天又找上门来——是关于大学生跨年音乐节的事。
“王哥，我好累……”
孙祺瘫在录音棚的沙发上，一副“葛优躺”的样子。
王敬天见状，没好气地踢了他一脚。
“起来！赶紧练歌，还有不到一周就要上台了，那可是几千人的音乐节！”
孙祺此刻确实有些泄气，满脑子都是负面情绪，只是敷衍地应了一声。
“明明只让我唱两首歌，其中一首还是《下山》，有必要把整张专辑都练一遍吗？”
“我当年出专辑的时候可没你这样的条件，别不识好歹。”
听到王敬天又提起旧事，孙祺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
的确，他现在的机会很难得：新专辑马上就要发行，宣传力度很大，正好赶上大学生音乐节，能在高校里免费宣传一波。
所有的好事都凑在一起了。
想到这里，孙祺坐直身子认真问道：
“王哥，主办方能不能多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王敬天也意识到自己刚才语气太急，坐下后无奈地解释道：
“这已经很难得了。
我朋友只是赞助商之一，而且多亏你是电影学院的学生——音乐节只邀请在校大学生歌手或乐队。
原本只安排一首《下山》，另一首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孙祺觉得自己有点贪心了，摸了摸鼻子，没有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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