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玉诏》的颁布与市面上“和氏璧”真伪难辨的流言，如同两股强劲的旋风，搅动着天下人心。然而，这仅仅是大战前的序幕。杨广深知，要想彻底打破慈航静斋借和氏璧营造的“天命”铁幕，仅靠质疑与混淆视听还远远不够，必须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发出属于帝王的、足以定鼎乾坤的最强音。
就在重阳佳节前三日，一份由杨广亲自构思、反复推敲，并经由智经辅助完善、字斟句酌的诏书——《帝诏驳天命论》，于大朝会上，由皇帝亲口宣读，随后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官方驿站、快马信使，连同新一期的《大隋时报》，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播开去。
这份诏书，与之前《问佛诏》的冷峻务实不同，更与《问玉诏》的尖锐诘问迥异。它恢弘、磅礴、充满不容置疑的帝王气概与逻辑力量，旨在从根本上，对“君权神授”、“天命所归”这一维系了数千年帝王统治的核心意识形态，进行最彻底的解构与重建。
诏书开篇，并未直接驳斥和氏璧或静斋，而是以一种纵观千古的宏大视野，抛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
“朕尝读史，观三代以降，王朝更迭，兴衰轮回。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或曰天命无常，或曰气数使然。然则，这天命究竟为何物？气数又凭何而定？岂真系于区区一玉，或某方外教派之一言乎？”
随即，诏书以无可辩驳的史实为依据，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昔者，夏桀暴虐，而商汤代夏，世人皆言天命归商。然，若无成汤励精图治，景亳会盟，赢得诸侯民心，岂有商之勃兴？若非伊尹、仲虺等贤臣辅佐，解民倒悬，天命何附？”
“纣王无道，武王伐之，亦言受命于天。然，若文王不积善行仁，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不孟津观兵，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公不制礼作乐，安定天下，则‘天命’岂会凭空而降于岐山一隅？”
“及至秦汉，始皇扫六合，握和氏之璧，自谓受命于天，永传万世。然则，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天命何在？汉高祖起于微末，提三尺剑取天下，其时和氏璧何在？静斋何在？其所凭者，非天非玉，乃关中父老之拥戴，萧何韩信之才智，约法三章之仁政耳！”
诏书引经据典，将历史上那些被奉为“天命所归”的典范王朝的兴起，逐一剖析，明确指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人事——在于君主的作为、臣僚的辅佐、民心的归附、以及切合时宜的政策，而绝非虚无缥缈的“天意”或某件信物的眷顾。
紧接着，诏书笔锋直指当下，言辞愈发犀利：
“今有方外之人，自诩通晓天道，执一古玉，便欲断决天下亿兆生灵之归属，裁定社稷神器之更易。朕试问之：尔等眼中之‘天’，是煌煌昊天，还是尔等心中私臆之‘天’？尔等手中之‘玉’，是荆山璞石，还是尔等攫取权柄之工具？”
“若‘天命’可凭玉显，凭人言定，则与儿戏何异？与巫蛊之术何异？此非敬天，实乃亵天！非是代天选帝，实乃假天之名，行操控天下之实！”
这是对慈航静斋“代天选帝”合法性最严厉、最直接的指控，直斥其本质是假借天意，行操控政治之实！
最后，诏书以无比坚定和自信的语气，宣告了杨广自己的核心理念，也是他对未来统治蓝图的庄严承诺：
“朕承大统，御极以来，夙夜匪懈。所思所虑，非为一姓之荣辱，一家之私利，而在天下万民之生计，华夏文明之传承。”
“朕之权柄，非天所授，乃承先帝之余烈，担黎庶之重托！朕之职责，在于保境安民，使耕者有其田，织者有其杼，商者通其货，士者尽其才，兵者卫其国！”
“民心所向，即为朕剑锋所指；民生所系，即为朕施政之纲！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国家富强，文明昌盛，此方为真正的‘天命’，此方为社稷永固之基石！”
“重阳之日，朕将于洛阳，率文武百官，黎民代表，祭祀昊天，非为祈福于天，非为求证于玉，而是昭告天下：朕与万民同心，誓以民力再造山河，以人道正此乾坤！凡有益于民者，虽万难必行；凡有害于民者，虽亲贵必惩！”
“天命？民意即天！神器？民心所向即为神器！后世史笔如铁，自有公论。朕，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这万里江山！”
诏书到此，戛然而止。余音却如同黄钟大吕，轰鸣不息。
这份《帝诏驳天命论》，如同一柄擎天巨剑，狠狠劈开了笼罩在天下人头上的“天命”迷雾！它将统治的合法性，从虚无的“天”与“玉”，彻底拉回到了实实在在的“民”与“绩”之上！它不仅是在驳斥静斋，更是在向全天下宣告一种全新的政治哲学和统治逻辑——以民为本，绩效为先！
诏书一出，天下震动！
洛阳城内，无数寒门士子、新兴的工商阶层、受惠于均田的农民，乃至许多被新政理念打动的中下层官吏，读罢诏书，无不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们感觉胸中一口郁结多年的闷气，终于被这煌煌帝诏彻底抒出！原来，天子可以这样理解！原来，这天下，真的可以与他们这些“小民”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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