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康，乌衣巷，谢府。
夜色深沉，万籁俱寂，唯有书房内一盏孤灯，散发着昏黄而温暖的光晕，照亮了谢安清癯而沉静的面容。他独自坐在宽大的紫檀木案前，面前铺着一张质地上乘、洁白如雪的宣纸，一旁的端砚中，墨已研得浓稠均匀，散发着淡淡的松烟清香，他却久久未曾落笔。窗外，精心修剪的竹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沙沙作响，仿佛映衬着他此刻纷乱如麻、权衡再三的心绪。
《大炎通史》的编撰工作已过大半，他在其中的斡旋、坚持与智慧，既在一定程度上保全了江东士族的文化尊严与历史地位，也为新朝确立了一种更具包容性与历史深度的史观框架，可谓呕心沥血，劳苦功高。皇帝冉闵虽未明言嘉奖，但通过允许他执掌部分史笔重权、以及日常奏对时偶尔流露出的咨询态度，已表现出相当的信任与政治上的尊重。王猛虽总揽朝政，权势熏天，对他却也保持着表面上的礼遇与合作姿态。
然而，谢安深知，这一切的平衡与相对安稳，都是脆弱而暂时的。谢氏家族，乃至整个江东士族阶层，若想在这个由北方军事集团主导的新朝真正立足，避免重蹈昔日顾氏等家族因抗拒而被残酷清算的覆辙，仅靠他一人在新朝中枢的巧妙周旋与学术贡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拿出更有力、更实质性的举措，向皇帝和朝廷明确表明，江东士族并非只是沉溺于旧时代荣光的遗老遗少，而是能够认清大势、主动融入新时代、甚至能为新朝做出独特贡献的政治力量。需要一份能够打动帝心、体现价值的“投名状”。
北疆的战事彰显了新朝的武德之盛，朝堂与新地方的激荡显示了其内部变革的活力与决心。这一切都清晰地表明，这个由冉闵和王猛打造的帝国，充满了进取的活力，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逆势而为，螳臂当车，唯有死路一条；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或可浴火重生，在新格局中找到乃至创造出新的位置。
他想起了冉闵在那次关于曹魏评价的御前问对后，私下于偏殿召见他时说过的话，那话语平淡，却重若千钧：“谢公，史笔之事，关乎千秋文脉，非一时之得失。朕要的，不是士族简单地低头认输，是华夏文明之精髓能够真正永续不绝，发扬光大。望公能深刻体会朕心。”当时他恭敬应诺，心中却波澜起伏。
“华夏文脉永续……”谢安此刻再次于心中轻声重复着这句话，目光渐趋清明坚定。这不仅仅是保存几部典籍、延续一些礼乐仪式那么简单，更意味着要让士族所代表的精英文化、教育传统、地方治理经验，与新时代的需求、与新朝的国家目标相结合，主动进行转化与创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而在新的权力结构和文化格局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而非被边缘化。
他目光最终彻底坚定下来，不再犹豫，提笔蘸饱了浓墨，在那张雪白的宣纸上，开始写下他思考已久、反复推敲的《陈情献策表》。这并非一份简单的表忠奏章，而是一份系统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关于江东士族如何集体转向、主动融入新朝、并为实现“华夏文脉永续”这一目标贡献具体力量的纲领性文件与政治宣言。
首先，他代表谢氏家族，以及部分经由他沟通、意愿相同的江东士族，正式、彻底地表明对冉魏朝廷的效忠，承诺家族及其成员将恪守《大魏律》，摒弃前朝旧习，积极支持并参与新政的推行，如均田令的实施、科举取士的推广等，愿为帝国安稳贡献力量。
其次，他着重提出，江东士族数百年积累，其最大财富并非仅仅在于土地资财，更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教育体系（家学、私塾）、以及长期参与或影响地方治理的丰富经验。他建议，由朝廷主导，鼓励和号召士族将部分私藏、秘不示人的珍贵典籍捐献给文华阁或地方官学，供天下士子阅览研究，打破知识垄断；鼓励士族中有真才实学、品德敦厚者，出任各级官学教授，或参与地方教化工作，将家学传承与官方教育体系有机结合，提升官学质量。
第三，针对江南地区水利兴修、农业开发、商业流通等实际问题，他提议，可由士族利用其影响力与组织能力，出面牵头，组织人力物力，配合官府规划，共同推进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型工程，既改善地方民生，展现士族的社会责任感与务实能力，也可缓解朝廷直接投入的压力。
第四，他郑重承诺，谢氏将率先垂范，严格约束族人及依附的部曲、佃客，使其严格遵守国家法度，按时缴纳赋税，并鼓励族中子弟，不仅通过科举正途出仕，亦可依据个人志趣才能，投身军旅报国，或学习律法、算学、医药等实务，全方位、多领域地报效国家，融入新朝的人才体系。
最后，他恳切地表示，希望朝廷能对诚心归附、并有实际贡献的士族，在政治地位、社会声誉和参与机会上给予一定的认可和保障，使其能真正成为新朝统治的基石之一，而非仅仅是防范、限制和打压的对象，从而实现真正的“华夷一家，南北共治”的和谐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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