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药品批文最终归属哪家企业，是市场行为和原单位知识产权处置的结果，并非我个人能够决定。”方振富不卑不亢，“在我离开研究室后，项目的后续转化我已不再介入。至于该企业与祖兵山的关系，我当时并不知情，也与我无关。”
周同志目光如炬，紧紧盯着他，话锋陡然一转：“好，那我们谈谈第二个问题，你与祖兵山的关系。据我们了解，你与祖兵山在工作上曾有交集，是否存在超出工作范围的私人交往或利益输送？”
这个问题更加敏感。方振富深吸一口气，迎向对方审视的目光，语气更加沉稳：“周同志，我与祖兵山仅限于必要的工作接触，没有任何私人交情。在他担任副省长期间，因分管领域涉及医药卫生，我作为药监局负责人，按要求进行过工作汇报，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联系。我以党性人格担保，绝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祖兵山案发后，组织已进行过全面审查，当时已有明确结论。”
“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我们需要你再次确认。”周同志语气严厉，施加压力。
“我确认。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方振富毫不退缩。
短暂的沉默，只有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周同志身体微微前倾，抛出了第三个，也是最私密、最尖锐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你与赵卫红同志的个人关系。有反映指出，你们之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育有一女，名叫王艳丽。请你如实说明情况。”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这个问题直接刺向了方振富最私密的领域，甚至牵扯到孩子的身世。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但脸上依旧维持着平静。他知道，这个问题无法回避，越是遮掩，越是可疑。
方振富沉默了几秒钟，仿佛在积蓄力量和勇气，然后抬起头，眼神坦荡，甚至带着一丝破釜沉舟的决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承认。我与赵卫红同志，确实在多年以前，在她与王振明结婚之前，曾有过一段感情，并育有一女，就是艳丽。这一点，我对我爱人方菊芳同志，以及组织上都抱有深深的愧疚。”
他直接承认了！这让周同志和记录员都略显意外，他们可能预想了各种辩解，却没想到是如此直白的坦白。
“但是，”方振富话锋一转，语气坚定起来，“我需要强调的是，这段感情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且是在赵卫红与王振明建立合法婚姻关系之前。虽然从道德层面有待商榷，但这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并未利用职权为赵卫红或其亲属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赵卫红后来担任区卫生局局长，以及其妹赵卫平的工作调动、她们后续经商等行为，均符合当时的政策和规定，我本人没有进行任何违规干预。这一点同样欢迎组织严格审查。”
他的回答，将个人情感问题与职权滥用进行了切割，承认前者，否认后者，态度诚恳，逻辑清晰。周同志紧紧盯着他，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心虚或破绽，但方振富的目光坦然如水。周同志身体微微后靠，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目光依旧锐利地锁定在方振富脸上，语气平缓却带着更强的穿透力：
“方振富同志，关于你与祖兵山的关系，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细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在林晓雪与赵卫国婚姻存续期间，她与祖兵山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而你却是王振明的哥哥，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由于你的父亲和王振明的母亲结合为夫妻关系，你们随之就成为兄弟关系。赵卫国的妹妹赵卫红嫁给了你的弟弟王振明，这样一来赵卫红就成了你的弟媳，而赵卫国又是你弟媳的亲哥哥，你当时身处药监系统重要岗位，对此赵卫国的妻子林晓雪与祖兵山的事情是否知情？”
这个极其刁钻的问题，已经将林晓雪、祖兵山、赵卫国以及方振富本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交织在一起。
方振富眉头微蹙，谨慎地回答：“关于林晓雪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我有所耳闻，但仅限于一些模糊的传闻。她与祖兵山之间具体是何关系，我并不清楚，也从未介入或核实。我的工作职责是药品监管，与他们的私人交往没有交集。”
“传闻？”周同志捕捉到这个用词，追问道，“是什么样的传闻？在什么场合，听谁所说？作为领导干部，听到涉及高级别官员的此类‘传闻’，为何没有向组织反映？”
一连串的追问如同疾风骤雨。方振富感到压力倍增，他沉稳应对：“主要是在一些非正式的家族聚会场合，听到赵家姐妹私下议论，内容琐碎，并无实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家族内部的风言风语就对一位省级领导进行揣测和反映，是不严肃的，也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选择了不予采信和传播。”
这个回答合情合理，既承认了知情，又解释了未汇报的原因。周同志微微点头，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随即抛出了另一个关键问题：
“好。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个具体事件。根据记录，在1991年3月，你曾与祖兵山同志一同前往北京参加全国药品监管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祖兵山案发后，你曾主动向组织提交过一份情况说明，提及他在出差期间的一些问题？
是的。方振富立即回应，语气肯定，在祖兵山问题暴露后，我认真回顾了与他所有的交往经历，包括那次共同出差。本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主动并详细汇报了当时观察到的一些不正常情况。
请具体说明你汇报的内容。周同志的目光更加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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