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丁陌也开始有意识地“经营”青帮内部更广泛的人脉。李爷是他早期的重要合作伙伴，但青帮内部派系林立，光靠李爷一条线不够稳固。他开始通过李爷的引荐，以及“三井运输”业务往来的接触，认识其他一些有实力、但可能对现状不满，或者有扩张野心的青帮头目。
其中一位，是控制着闸北部分码头和仓库势力的“小老大”陈世雄。陈世雄三十多岁，野心勃勃，手段狠辣，但一直被资历更老的几个“爷叔”压着，资源有限，急于上位。丁陌看中了他的“闯劲”和“对现状的不满”。
他没有像对待李爷那样直接建立深度合作，而是通过几次“偶遇”和生意上的“小合作”，让陈世雄见识到了“三井运输”的能量和“竹下先生”的“大方”。在一次陈世雄因为地盘纠纷差点吃大亏的时候，丁陌通过李爷和其他关系，暗中施加影响，帮他化解了危机，保住了地盘。
陈世雄对此感激涕零，将丁陌视为贵人。丁陌则轻描淡写地表示，只是朋友间的互相帮忙，并暗示，如果陈世雄能更好地“整合”闸北的一些零散运输和仓储资源，与“三井运输”形成更紧密的合作，未来的“机会”会更多。
这正中陈世雄下怀！他正需要外部强援来支撑他的扩张野心。从此，闸北地区一些原本难以打通的关节、难以利用的仓库和短途运输力量，开始被陈世雄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整合起来，实际上成为了丁陌网络中在闸北地区一个新的、有力的执行支点。
除了这些“硬”渠道的扩张，丁陌也开始注重“软”信息的收集。他意识到，报纸、广播这些公开媒体，以及记者、编辑这些人，虽然不直接掌握权力或物资，但往往是信息的集散地，能提前感知风向，有时甚至能影响舆论。在情报战中，公开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同样重要。
他通过领事馆与本地新闻界的一些表面联谊活动，远远观察着那些中国记者和编辑。他注意到《申报》国际新闻版的一位编辑，名叫陆文轩，总是一副心事重重、沉默寡言的样子，与其他或阿谀、或敷衍的中国同行不同，眼神里偶尔会闪过压抑的愤懑和痛苦。
丁陌没有主动接近陆文轩，那样太危险，也容易引起对方警惕。他换了一种方式。他让李爷手下一个机灵且识文断字、背景清白的伙计，设法“偶遇”陆文轩，在茶楼、旧书摊等地方，以讨论时事、请教文章为名，逐渐与陆文轩混个脸熟。这伙计不谈政治，只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陆文轩文笔的敬佩。
通过这个伙计的日常“汇报”，丁陌了解到陆文轩确实有强烈的爱国心，对日军暴行深恶痛绝，但为了一家老小生计，不得不屈身报社，内心极度苦闷。他有时会借酒浇愁，酒后会对亲近之人（比如这个逐渐取得他信任的“好学青年”）吐露一些对时局的尖锐看法，甚至透露一些他在编辑过程中看到的、被压下的新闻内幕。
丁陌让那伙计不要主动打探，只是倾听和表示理解，偶尔在陆文轩最郁闷、最需要倾诉的时候，以“听家中长辈提起”或“道听途说”的方式，透露一些无关紧要但能证明“外面有人也在抗争”的模糊信息，给陆文轩一丝微弱的希望和心理支撑。同时，通过伙计，丁陌也在陆文轩遇到一些小麻烦（如地痞骚扰家人、报社内部倾轧）时，暗中给予一些不露痕迹的帮助。
这种极其间接的、单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虽然并未建立直接联系，却让陆文轩在不知不觉中，对那个偶尔通过伙计之口传递来“外面消息”和“暗中帮助”的“神秘同情者”产生了依赖和信任。他并不知道这个“同情者”是谁，甚至可能猜想是某个不愿露面的爱国人士或组织。这就在陆文轩这个重要的信息节点旁边，埋下了一个虽然不直接接触、却能间接感知和施加影响的“传感器”。未来，陆文轩在编采过程中接触到的某些异常动向或敏感信息，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通过这个他视为“自己人”的伙计，传递到丁陌的耳中。
就连最底层的、看似无用的社会关系，丁陌也开始有意识地撒网。比如，通过李爷手下，结识了几个在十六铺码头混饭吃的“包打听”，这些人消息灵通，三教九流都认识，虽然提供不了核心情报，但关于码头货物进出、人员流动、黑市价格波动、甚至一些小道谣言的零碎信息，往往能拼凑出有用的背景画面。丁陌不吝啬小钱，时常给他们一些跑腿费或“酒钱”，让他们觉得这位“竹下先生”为人阔气，值得效劳。这些基层眼线，构成了网络最外围的、也是最广泛的“神经末梢”。
扩张在多个方向、多个层级悄然推进。有的如空运通道，价值巨大但使用极其谨慎；有的如青帮新支点，增强了在地执行和应变能力；有的如通过中间人建立的媒体关系传感器，埋下了信息预警的种子；有的如底层眼线，拓宽了情报来源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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