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大邱。
冬天的尾声还残留着寒意，但街道两旁的樱花树已经蓄势待发，枝头冒出点点嫩芽。许兴文从考场走出来时，天空是那种考试季特有的、过于明亮的蓝色。他深吸一口气，冷空气涌入肺部，带着这座城市特有的气息——家乡的气息，也是他即将离开的气息。
“兴文啊！”
母亲站在校门口的人群中，用力挥手。她穿着厚实的灰色大衣，围巾在风中微微飘动，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紧张和期待。许兴文穿过人群走向她，手里的准考证已经被汗浸得有些发软。
“怎么样？题难吗？时间够不够？作文题目是什么？”母亲一连串的问题像往常一样抛出来，但她的手轻轻搭上他的肩膀，那是安抚的动作。
“还可以。”许兴文简单地说，把准考证塞进书包，“比模拟考简单些。”
母亲仔细观察他的表情，然后松了口气：“那就好。你爸已经在餐厅订了位置，说要给你庆祝考试结束。他还邀请了张检察官一家，你记得要有礼貌……”
“妈。”许兴文打断她，声音有些疲惫，“我不想见张检察官。”
“兴文，”母亲的手紧了紧，“你爸爸是为了你好。张检察官的儿子去年考进了首尔大学法学院，他可以给你很多建议……”
“我不需要他的建议。”许兴文说，但语气已经软化下来。他不想让母亲为难，尤其是在今天。
回家的车上，母亲一直看着窗外。许兴文知道她在想什么——想接下来那顿注定尴尬的庆祝晚餐，想父亲对他未来的规划，想这个家表面维持的平静之下，那些已经无法修复的裂痕。
父亲许载宪是在晚饭前十分钟到家的。他脱下检察官制服，换上熨烫整齐的衬衫和西装裤，每一粒纽扣都扣得一丝不苟。这是许兴文从小就熟悉的形象——严谨、威严、不容置疑。
“考得如何？”父亲在玄关一边换鞋一边问，眼睛没有看他。
“正常发挥。”许兴文说。
“正常发挥是多少？”父亲终于看向他，眼神锐利，“你的模拟考成绩波动很大，最后一次比前一次掉了十五分。我说过，考试最重要的就是稳定。”
“载宪啊，”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先让孩子休息一下。餐厅订的七点，我们该出发了。”
父亲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但那沉默比批评更让许兴文难受。
晚餐在市中心一家高级韩定食餐厅的包间里进行。张检察官果然带着夫人和儿子来了。张检察官的儿子张志勋比许兴文大一岁，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时喜欢引用法律条文，举手投足间已经有了未来律师的模样。
“兴文这次考得不错的话，可以考虑首尔大学的商学院。”张检察官抿了一口烧酒，对父亲说，“我听说他们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些调整，但志勋可以帮忙打听一下。”
“多谢张检察官费心。”父亲举杯致意，脸上是许兴文熟悉的、在社交场合专用的笑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孩子数学和逻辑不错，适合商科。”
许兴文低头看着盘子里的食物，精致的菜肴此刻尝不出任何味道。他知道父亲为他规划的道路——首尔大学商学院，然后去美国读MBA，回国后进入大企业或金融机构，最好是能考取律师资格，像父亲一样在司法界或商界立足。
一条清晰、稳妥、体面的道路。
一条和他父亲越来越像的道路。
“兴文怎么想？”张检察官突然问。
桌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许兴文抬起头，看到父亲眼中一闪而过的警告——不要说不该说的话。
“我还在考虑。”他听到自己说，声音平静得不像自己，“成绩出来之后才能做决定。”
这个回答显然让父亲满意。他点点头，重新加入和张检察官的对话。话题转向了最近的司法改革和经济形势，大人们的声音在包间里回响，像背景噪音。
许兴文看向窗外。大邱的夜景不如首尔繁华，但也有自己的温暖灯火。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还不是检察官，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周末会带他去北城路的书店，让他挑任何想看的书。那时的父亲会蹲下来，认真听他说为什么想要那本关于星星的书而不是漫画。
“因为星星很远，”六岁的许兴文说，“我想知道它们的故事。”
父亲笑了，那种笑容后来很少再出现：“那我们就买这本。不过你要答应爸爸，看完之后要讲给爸爸听。”
后来父亲考上了检察官，工作越来越忙，笑容越来越少。再后来，父母开始吵架，关于钱，关于时间，关于这个家越来越像旅馆。然后就是离婚，父亲搬出去，母亲独自带着他生活。一年后，父亲再婚，新的妻子生了裴珠泫。
许兴文不恨父亲，也不恨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他害怕——害怕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在追求事业成功的过程中，逐渐失去温度，失去倾听的能力，失去蹲下来看世界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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