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江西举子夏言进士及第。
三甲的进士实际上排名已经很靠后了，却不知他有什么路子，竟在授官之时被派往常州府任宜兴知县。
本朝知县权柄不轻，县内大小事务皆可在一定程度上自决。
在这等职位上，但凡干出些政绩都容易为吏部挑选升任，如果是特别出色的知府、布政使等，还容易被皇帝拔擢入京。
因而夏言算是一众进士中最为走运的人之一了。
可惜他授官不足三月，便上疏奏陈本朝弊政，直指刘瑾等奸宦大祸民间，而朝中阁老、尚书纷纷逢迎上意，唯以高官厚禄为切……
奏本递到中央以后，上谕斥其以夸夸为本，以实务为末，初任时日极短，空谈之语极多，一身无半分事功，却似已有辅政天下之才，于是贬其为宜兴知县县丞。
朱厚照本以为他说得够直接了，结果这种历史留名的人物还是惊了他一把。
正德十四年，年逾七十的内阁首揆王鏊因病致仕，皇帝虽多番留任，但生老病死乃是天道，非人力所能及。王鏊病走还是小事，内阁次辅张璁顺次递为首揆。
天下一时多有议论。
张璁为人苛责、手段唯缺君子之风，且嫉贤妒能，没有容人之量，为多数人所不喜。
夏言性格极为刚正，他觉得自己身为人臣，有奏谏之本分，所以为此再上谏疏。
张璁可不是王鏊。
内阁首揆为难他以后，夏言又迎来第二次被贬，吏部行文写明撤其宜兴县丞，令其任四川成都府双流县主簿。
便是连江南这等好地方也不让他待了。
这等末流官员再怎么折腾，也没办法在朝堂上发出什么声音，后来他这样的性格又在当地遭受排挤，于是主簿也混不下去。
因为接连被贬，以至于到正德十七年时，要他去担任末流吏员，不堪受辱的夏言愤而辞官，老子不干了！
朱厚照本在暗中观察此人，在京师接获消息以后，他不禁有些恼火。
当年王守仁被贬为驿丞也没有说辞官不任，像他这样的器量，又怎么能承载天下之大？
于是朱厚照暗中指定时任四川巡抚的谢丕寻了夏言一个错处，关了他半年。
白天黑夜不分的过了半年以后，夏言因得到当地有名的遗贤儒士殷嘉陵的搭救而逃脱牢狱之灾，但出狱以后官府仍要他担任一县田长之职。
这是自正德十七年之后始设的职务，每县一名，为知县辅官，秩正八品。
田长只专田亩一事，便是掌握全县的水田、旱田、林地数量和权属，平日里最为重要的职责是对负责田地的买卖流转相关事宜。
并且按照实际情况，三年更新一次鱼鳞图册。
至于钱粮赋税则不在田长职责范围之内，每年的夏秋两税是多是少，和他没有关系，田长的考核评价全在鱼鳞图册是否真实准确。
从正德十二年开始的丈量田地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而花费那么大代价做出来的鱼鳞图册，很容易和事实不符。
因为田会流转交易，
因为原来的田主会生病死去，
甚至老爹死了，兄弟分家，
这诸多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所以朝廷要实时掌握全国田亩的情况极难。
对于知县来说，包税制之下，他当然是希望每年都完成上面下来的税赋指标。这是自明初就开始的。
不同的是，大明现在取消人丁税是个明显趋势，像是江南已经完全取消了丁税，而一切锚定田地。
这样一来，田亩越多，则应缴税赋越多，田亩越少，则应缴税赋越少。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人当知县，都会想着若本县在册的田亩越少，自然是所需缴纳的赋税就越少。
比如说实际有一万两千亩，在册的只有一万亩，那么这两千亩的差额所产生的赋税，就不必上交了。
当然，实际这样操作胆子很大，毕竟田亩不会无故消失，只是有些人抱有侥幸心理，觉得上司昏庸可欺，国家不会查处，
而更隐蔽的手法就是新增田亩不入黄册！
这才是真正的大头。
也正是因为朱厚照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现象，于是才设立田长一职。
田长只对本县的田亩数量和权属负责，这个职位的诞生一方面是保证数据准确，另外一方面则是牵制知县，免得这帮人无法无天。
夏言就在双流县担任此职。
三年前，他之所以愿意回官府担任这等末流官员，外人只说他坐牢做怕了，其实似他这样的刚强之人，怎么会低头？
更主要是因为正德十七年，圣谕四川各府田税税比继续降低，由十四年的十税一，降低为十五税一。
实际上，主要是因为四川税基扩大，持续十年的移民入川，开垦荒田，已经让四川的耕地超过2000万亩，因为地方好，这里的亩产平均不必江南低多少，大约也要有2石到2.5石之间。
换句话说，每年四川光是税粮就有300万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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