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境内一干寺庙等宗教场所纳入官府管控中来，并且新寺庙的增加也需要官府进行审批，这只是李泰管制沙门计划的第一步。
这一点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成，毕竟寺庙那么大那么显眼的一个建筑，也不好随便收藏起来。至于真在什么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带建立的寺庙，本身便不是以扩大信众规模聚敛钱财为目的，也没有必要强加管控。
场所控制住了，接下来自然是就是对从业人员的审察与限制。僧徒俱需度牒，否则不予剃度。凡无度牒僧籍者，一概归为邪魔妖异，所有寺庙全都不得收容，否则一旦查实必加严惩！
度牒是古代社会管理僧尼等宗教人士最重要的制度手段之一，既能有效控制僧尼的数量，同时也是一种创收的手段。官府通过管控度牒的发放数量，就能有效的控制住境内佛教寺庙的发展规模。
场所和人员全都纳入有效的管控之后，再进一步就是对各种佛事活动的管制了。
当下的佛事活动主要包括译经、抄经、法会佛礼、凿窟造像等等，这些佛事活动基本上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和生产力的浪费，而其中又尤以凿窟造像最甚。
造成一座佛窟包括内里的塑像，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若是用于正常的社会生产，所产生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了礼佛。特别是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之中，生产力水平本就非常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劳动力投入礼佛活动当中，对于国力都是一大损耗。
所以李泰也是希望能够将这些礼佛活动也逐渐的纳入到官府管控中来，凡所超过一定规模的礼佛活动皆需向官府进行报备，只有获得了官府的批准才能进行。否则凡所参与礼佛活动的人员，无论是沙门僧尼还是普通信众，都要以佞佛之罪而严加处罚！
当然，如此涉及方方面面的规范化管理，李泰自己说来都感觉有些苛刻，想要让当下的沙门僧众们在短时间内便完全接受显然是不可能的。
毕竟就连南朝萧菩萨提倡沙门吃素这么多年，仅仅在南朝一地都没有完全将这戒律推行开来，像是襄阳、江陵等地的和尚们仍是开开心心的喝酒吃鱼。这个时期的佛爷们，主流就是一点苦也不能吃，一点管教也不愿受。
所以接下来还是得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把缰绳鞍辔套在这匹不服管教的野马身上。
李泰并没有将自己的所有计划全盘向两名老僧讲述，只是对他们稍加点拨，指使他们下一步的工作。
但尽管只是一个初步的指示，两名老僧在听完后也不免感慨不已。尤其是那个曾经吃过类似的亏的昙静法师，在听到唐公将意图稍作表露之后，心内更是忍不住暗叹时间过去这么些年，唐公各种手段真是运用的越发纯熟了！
当年昙静法师在陇右秦州那也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不只是陇右名刹的主持，更还担任一郡僧官都维那，整个天水郡的沙门僧徒几乎尽在其掌握之中。
可是随着唐公到达天水，他的好日子便到头了，不知怎么的就栽了一个大跟头，不只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偌大寺庙为唐公所夺，就连自己都难以在陇右立足，不得不遵从唐公的安排奔赴陕北。
但那时候自己栽跟头，好歹唐公也是下了饵料的。但今这些被挤兑得下不来台的所谓大德高僧，那可都是自己花钱，真金白银打窝子、然后硬把钩往嘴里塞啊！
在经过一番面授机宜之后，李泰便又让人将这两名老僧送回他们如今所居住的别馆，让他们去做那几位大德高僧的思想工作。毕竟都是沙门里边的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二僧回到别馆之后，便分头去拜会那几名正自闭门谢客、苦思冥想的大德高僧。说是苦思冥想，其实就是消沉自闭、逃避现实。
这一场辩论从四月八日佛诞日之后便开始，到如今已经是六月盛夏，足足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一次辩论都要绞尽脑汁的施展毕生所学。而入夏之后的长安城中又是潮闷至极，巨大的脑力消耗加上潮闷的居住环境，对这些高僧而言每多留一刻都是一种折磨。
然而眼下这样的情况，又逼得他们不敢轻易低头认输。眼下只要还能僵持着，他们就仍然还是受人尊敬的大德高僧，可是一旦露怯认输，顷刻间就会沦为欺世盗名的沙门败类，不只会遭到同行们的唾弃和信众们的蔑视，可能就连各自的人身安全都会遭受巨大的威胁！
须知他们这些大德高僧的尊号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每一个称号都意味着庞大的物资捐输。能够精通佛法经义的通常都不是主持寺庙日常事务的住持僧，所以他们的称号要么是所寄身的寺庙倾尽库藏给他们换来，要么是好几座寺庙与地方豪强供养人联合出资凑起来的。
这些给他们提供资金的人，可不只是为了弘扬佛法那么简单，更是有着非常迫切和现实的回本牟利需求。一旦这些高僧们认输，那么立即就会丧失超然的宗教地位，那些投资血本无归之人必然也会将他们当作泄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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