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禧的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此次出海西洋的船只达到六百余艘，交易额达到三千万贯之巨，平均每艘船达四万余贯。除去货物成本和途中的损耗、船员的薪资及其它损耗，获利也在六成左右，所以可以给赵昺带来近二千万贯的收益，而这些还没有加上未来香料生意所得，但这也已经相当于当前国家税赋收入的三分之一。
赵昺相信随着海上商路的继续开拓，市场的继续扩大，加上介入香药市场，必将会给自己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他接下来对在海外贸易的运行机制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规整，在当前资金尚不雄厚的基础上，他建议将商队分成路上与海上两部分。
路上部分依托保险所的资金和信誉建立商行，先行领取公款，采购丝货及各地土产，将货物交给海上商行后，再向保险所结账，并提取下次的购物款。海上商行接到货后，就可以不需等待出洋贸易，待返航后向保险所结账，并将货物交予路上商行进行贩卖，同时进入下一个循环。而保险所在在每个贸易季结束后，将利润送交内藏库。
这种贸易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对民间海外贸易中的铺商和船商组织的继承和发展，赵昺只是以新的组织形式加以巩固，以便于层层支配和控制。弱肉强食在商战中同样适用，只有严密的组织和协作才能够在海外站住脚，击败对手，获得话语权。
上官禧应下，由于皇帝有言在先，若是找到香料，只需将部分运回国内，大部分要销往西洋，赚取金银。于是他又转而问运回的香药如何处理？因为按照过去的惯例，市舶司要先行抽解一成作为关税，且因为香药利润丰厚，政府把香料划归“禁榷”物资之列，凡载有香料的船舶进港，“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也就是要由国家统购统销。
对于赵昺来说，这不过是左手进右手出的事情，因为这事情归宫廷管，且在内廷中还设有香药库，专门负责出纳外国的进贡之物，以及市舶而来的香药、宝石等奢侈品，由香药库使专门负责管理和销售，而所获的钱财明证言顺的归于内藏库，作为皇室的收入之一。但朝廷也获得了一成的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此次又不同从前，由于蒙元的海商皆被驱逐，财产被没收，而蕃商也因宋元交战而不敢冒险前来，因而此次出海主力可以说是以赵昺的商队为主力，民间的海商不过是跟着打酱油的，但是他们出海贩运也传递给蕃商们一个信号，便是大宋已经获胜，且开始恢复海贸，必然今年会有些海外蕃商前来交易，而他们的主要货品就是香药和珠宝。
商队此次运回的香药达八十多万斤，而从前最高峰的时候也不过四十万斤。赵昺知道货物量大，必然导致销售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虽然皇家垄断了销售权，但也需要全额付款，或是以货物相抵。若非是自家的买卖，只收购这些香药就能让他破产了。
不过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蕃商运来的香药却不能赊购，那是没有诚信的行为，作为万民楷模的赵昺万万不能将人丢到外国去。而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自己收购要占用资金，若是让其自由销售，便会打破皇家的垄断，冲击销售价格。
赵昺想了一会儿，这香药在他看来并不值钱，却也因为‘难得’，这几百年来价格一直坚挺，也算是硬通货，可以像黄金一样，作为国家储备的战略物资使用。因而他想着自己自可储备一部分，余者投入市场销售，以避免冲击市场，而收购蕃商的香药却要压一压他们的价格，且以纸币付款，让他们自行上市场上采购。
如此即可促进纸币的流通，又能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毕竟赵昺在海外赚取的金银也要有一部分进入朝廷财政系统，以作为纸币的本位金储备起来。且他也有打算，一部分香药还是可以通过走私进入江北地域，缓解下蒙元因为丧失了制海权，香药短缺的苦难。
要知道香药在中国并不都是作为调料使用的，而大部分都作为制造香烛的添加剂化作了青烟，送归天上的神仙，地府中的祖宗们了。蒙元大部分民众信奉佛教，香烛的用量也是很大的，且他们认为添加了香药的香烛有净化作用，又能表达自己的虔诚之心，所以不愁销路。
赵昺暗自为自己点赞，过去自己用走私海盐来掠夺蒙元百姓的金银，现在则可以用香药掏空那些贵族的口袋。他们这些家伙四处劫掠，抢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每年又收取大量的租税，再说没有金银还有马匹可以顶账，因而才正是自己潜在的高端客户。至于由谁去贩卖，当然是那些斡脱商人，大家前时虽然闹得不太愉快，可谁又跟钱有仇，只要有利益，自可一笑泯恩仇！
打定了主意，赵昺让香药库接收半数的香料，余者便在停靠港就地拍卖给那些香料商人，尽快回笼资金。他十分清楚钱只要转起来才能生钱，都压在货物上便会错过下一个季风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情不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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