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清流不断的上书，摘指自己穷兵黩武，反对继续对蒙元用兵，又对第二军在攻取寿州城造成百姓严重伤亡的事件穷追猛打，甚至提出不杀之不足以平民愤的言论。根源上还是担心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士人被边缘化，所以欲借题发挥打压武人集团。
对于北伐在计划之初，其实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几位重臣也隐晦的表示刚刚收复江南根基未稳，粮草不足，应该缓而图之，将精力放在稳定内政上。赵昺也认为言之有理，也是担心朝廷财政困难，难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从而导致攻下来却守不住的结果。
所以在制定战略时趋于保守，将战争规模划定在江北一线，已夺取军事要地，重创屯驻两淮地区的蒙古军团为目标，从而实现缓解江南的军事压力的目的。而没有想到玉昔帖木儿的野心更大，居然想举两淮之兵再度攻取江南，导致赵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不得不随之改变，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战线也越过两淮，逼近中原。
战争的胜利，必然会造就一大批武人以军功进阶，进入勋臣之列，并步入朝堂。且在收复两淮之役中，赵昺任命了一批军中的将帅治理地方。而在朝堂派遣的接受新占之地的官员来源，不但有在太学‘回炉’的士子，也有熟知政务的吏员及从退役的军官，人数基本上三开。
按照赵昺的经验，新收之地往往在初期会有一个动荡期，不仅有敌人残军侵扰，且民心不稳，盗匪猖獗。这就要求接收的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经验，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经验。毕竟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战线也时有反复，地方主官不仅要担负起剿匪缉盗，保境安民的责任，也要做好组织军民抵御敌军反扑，支援前线作战的准备。
而军中的虞侯、参军等文职人员，既有参与军事，又有管理士兵和后勤的经验，以他们作为安抚使、转运使，甚至知军、知府主持一地军政是合适的。且即便战事结束，也需要具有军事经验的官员戍守边境，抵御敌军的入侵。即便退役的军官也可在地方上担任都头、巡检、县尉、观察使之类的地方武装官员，承担起训练乡兵，维持地方治安等辅助主官的工作。
至于刚刚经过科举入仕的士子们没有治理地方的经验，难以承担起牧守一地的责任。所以赵昺让他们加入接收之列，正是让他们积累执政经验，为将来执掌一地打下基础。而那些沉浸官场多年，承担着各项实际工作的老吏，学术上可能没有什么建树，但是实践经验丰富，熟知法令和工作程序，处理繁杂的实务游刃有余，完全能胜任县级主官，或州府的辅官。
以这种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地方接收队伍，赵昺以为完全恰当，既能迅速稳定地方，也能解决长期得不到升迁的吏员前途问题；还能让从军中退役的军官多了一条出路，从而减少征募新兵的阻力，鼓励现役的军官少了后顾之忧，且军人体系进入文官体系又能使赵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这个方案也触及了士人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自己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传统的‘地盘’有失守的危险。他们知道小皇帝的地位已然稳固，想要似从前采取质疑其非正统来迫使他让位已经不可能，而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剪除他的羽翼——打击武人集团，从而使他失去强援，不得不重新重视士人。
因此反对北伐便有了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他们凭借的助力就是民间的力量。江南经过千百年的开发日渐富庶，尤其是宋廷南迁后海贸的盛行，土地被充分利用，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高点。但人终究是自私的，尤其是自给自足，信息封闭的时代，在没有触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打破这种‘仓中鼠’似的生活。
如此便导致江南百姓对北伐并不感兴趣，并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江北已成荒蛮之地，物产不丰，生活困苦，全仗江南的米粮养活。而收复中原后，朝廷自然要加征税赋来维持运转，如此便侵犯了自己的利益，对他们而言就等于变相的‘劫富济贫’。
对于以民意胁迫自己的行为，赵昺十分厌恶，也并没有动摇他北伐的决心。而恰在此时发生了寿州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的事件，于是又成了清流们攻讦的理由，却恰恰选择性的忘记了蒙元在南侵中对江南百姓的屠杀和严酷的剥削，完全不提及此战的正是由于敌军激烈的反抗才采用的行动，而伤亡的百姓中也有是助敌守城的，只抓住百姓伤亡惨重的一点。
在如雪的上书中，那些人将刘志学说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进而要求赵昺对其严惩，好像他若是不如此便是纵容，便是一个暴君。同时又是长篇累牍的劝说赵昺要做一个仁君，要从善如流勿要学习桀纣一意孤行，为世人唾弃。
赵昺读罢都被气笑了，寿州事件即便放在现代也不过是场误伤事件，况且在战争中凡是拿起武器的人都可被视为敌人，是被消灭的对象。至于造成百姓大批伤亡，主要还是由于蒙元守军封闭了城门，断绝了逃生的途径。刘志学在整个事件中至多也只能承担战术布置不当、考虑不全面的责任，清流们喊打喊杀无外乎是想借自己之手打击武人，并挑拨与武人集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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