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让大家猜，可谁又敢猜！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了。
王应麟偷眼看看在场的几个人，除了憨直的倪亮还在琢磨如何回答陛下的问题，陈识时和王德都保持着缄默。他熟读经史自然清楚，立储一事是困扰历代帝王的一个难题，自秦汉以来，尽管历朝皇家皆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不管在哪一年代，均有皇子争位的惨剧发生。
自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帝立储便为皇帝所要考虑的事情。而秦始皇因犹豫立储，在临死前属意扶苏即位，却因时间紧急未能诏告天下，所以被赵高、李斯等小人有了可乘之机，篡改遗诏。结果令秦王朝历两世而灭亡。
秦皇立储君的教训，令后世王朝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避免祸起萧墙，但似乎都不是很见效。汉代始，设立东宫轨制，意在为培育和搀扶太子而竖立的以包管皇位和平有序过渡为最终目的的一套机构和轨制，而东宫也从太子所居之宫殿，指称皇太子了。
东宫轨制自汉代竖立之后，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成长、完美，到唐初已达至巅峰。机构设置完整，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的职责可与尚书、中书、门下省对应，能如小朝廷般自力运行，形成国度第二权力中心。但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储权与君主专制的一元体系发生了矛盾与辩说，依然无法避免引起政局动荡，骨血相残。
然则这种状况到唐玄宗时期已发生转变。开元今后，太子不居东宫，只栖身在“乘舆所幸之别院”，生活昏暗。唐肃宗李亨在东宫时，多次遭到李林甫的谗谄，身心承受创伤，精神压力伟大。到唐后期，跟着太监势力的膨胀，皇帝选立之权皆把握在太监手中，原本在皇帝络续收权情形下已经相当凋敝的东宫轨制只剩空文罢了。
后期下诏立太子、行册立太子礼往往与皇帝即位合而为一，皇太子仅在帝位更替时才有存在价值。而随跟着太子权势的衰微，东宫官的地位也因之降低，东宫呈现衰微的趋势。到唐宪宗时，东宫官执政臣心目中的地位“日益疏贱”，弗成与唐初东宫官视同一律。
从中唐到五代时期，东宫官或总领其他事物，或为致仕官，真正与东宫职事相关的职官寥若晨星，且多为兼职。东宫官职官虚化，相当部门的东宫官成为官闲秩轻的地位，或成为安置其他闲散官员的地点，甚至东宫官已演变成为新一类加职官。
东宫的衰弱，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发生。唐宣宗被史家誉为“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的“小太宗”，在宫庭生活方面，为了长生与纵欲，不惜大量服食丹药而送命；在册立储君的问题上，因为立储太过纠结，以至延宕时日，临终储君尚未正式确定。
且不论郓王与夔王，谁劣谁优，如果立谁又会怎样，但历史没有如果。正是因为东宫未立，加上弥留之际所托非人，因此造成兄弟觊觎帝位，给了宦官得以私自拥立新君，重新执掌权柄的机会。就这样，唐宣宗自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贞观”之治，很快便土崩瓦解了，也正是其这一人生最大的遗憾，让大唐王朝的最后时刻真的很快就到来了。
后世有史学者在评论唐宣宗立储纠结的后果时，是这样说的：“以立储之大经，不先决定，及驾崩以后，竟为宦竖握权，视神器为垄断之物，英明者果若是乎？……无感乎唐室之天下，与阉人共为存亡也。”正是唐宣宗在立储问题上的反复纠结与再三犹豫，才给宦官重新掌权提供了机会，也才使他身后会留下无数的隐患与无穷的遗憾，这就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历史教训。
以王应麟所知，在吸取了前代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宋代皇室沿袭了中唐以降东宫官属的轨制设计，将东宫架空以实现不乱政局的目的，且在大宋当太子并见得不是件什么好事。
首先作为太子所依的实体东宫设置都很随意，一般当原先的皇子被册立成太子时，他的王府甚至他原先的居所变成了新的东宫。甚至将空闲宫殿修葺成东宫，从而节省人力物力，随意性可见一斑。
其次在太子的定位上，其职责为“视膳问安“。也就是说，作为皇太子，你除了跟着老师学习，你的任务就是来向我请安。早上请安，中午请按，晚上也请安，其它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原先的詹事府，左、右春坊都早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实质上已经消失，留下来的只是形式上的保留，仅为了让太子的礼数尽可能的周全，受此影响东宫机构基本丧失独立运行的能力。
加之受到皇权限制，太子不得领兵，也就失去了军队所有权，没有了独立于皇权之外仅听命于东宫的军队，也失去了真正能够形成太子护盾的政治力量。
另外，在中央议政参政机构的挤压，地方权力机构的泛滥膨胀的基础之下，太子的东宫已然失去了自己获得政治影响力的途径，自然也无力强势重回到政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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