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修补匠，无论是上古，还是后世，只要对现下有用的东西都会拿来试一试。他明白明朝虽然最终也未能够将蒙古人消灭，但是在立国初期对待蒙古人的政策还是行之有效的。
朱元璋在起兵之初就将同化已身在明朝的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族群，作为明廷公开的目标，这也是后世明朝皇帝的主导政策。当然此也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蒙古人在进入中原后，便开始重用汉人，试图实施汉化。
虽然蒙古人的汉化政策一直执行的不够彻底，可自汉地长期生活中，这些蒙古人习惯了汉人的饮食，习惯了汉人的风土人情，从开始的抵触，到慢慢接受，再到融入其中，他们起着汉人的名字，穿着汉人的服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蒙古人已经成为了汉人。
赵昺也清楚同化的效果和文化侵蚀的效果远高于武力征服，可是同化异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要有着相关政策的支持，不若武力征服来的痛快。尤其是在在蒙古人统治期间，汉人、南人是最低等的种族，深受其残酷的压迫，若想放下心中的仇恨是很难的。
从本心来说，不仅朝中的重臣们以为赵昺做不到，也也自认难以放下。但朱元璋并没有以牙还牙，反而以公平、怀柔的态度对待蒙古人、色目人。蒙古人之所以能在明朝的治下生活，乃至从军或者当官，也有赖于朱元璋开明的民族政策。
对于蒙古人、色目人习俗，予以必要的尊重，蒙古人喜欢游牧，那么就将他们安排水草肥美的地方，使其安居乐业；在婚姻方面，朱元璋希望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通婚，但务必做到两情相悦，如果汉人不愿意，那么也允许蒙古人同族嫁娶。
在很多方面，朱元璋对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一视同仁，有才华的可以参加考试，唯才任用，想要安心生活的，也可以做个普通百姓，想要从军的，可以到军中任职。在如此开明政策的支持下，收拢了民心，安定了边境，很多元朝宗室、将领投靠了明朝，民族矛盾得以缓和。
正是在开明的民族政策之下，元朝被朱元璋覆灭，原本强大的帝国也被打成了北元残余势力，除部分蒙古人跟随北上之外，大量的蒙古人留在了中原。而其中有着一技之长的蒙古骑兵进入明军编制内，成了明军的一分子。
不过以赵昺所知那些投诚的元军并非皆是对大明忠心耿耿，也多次发生降而复叛的事件。而这也是陆秀夫等人所担心的事情，他是知道答案的，无非是除了精神鼓励外，再就是多给钱，因为从蒙古军的传统上来看更类似于雇佣军，那么自然愿意找到一位好东家，谁家出钱多，就跟谁干，而这也是雇佣军的本质。
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投降的蒙古骑兵只看中钱，明廷给工资高，而且稳定，他们就给明廷效力卖命，留下的蒙古骑兵自然也心甘情愿为明廷效力。而一旦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承诺更多的好处，这些蒙古骑兵同样可以再次叛变。
新宋军与蒙元作战多年，陆续俘获了不少蒙元军卒，但初期大多是驻扎在江南的宋朝降军，只有少量的蒙古探马赤军和地方都万户府的镇戍军。
因此处理起来并不困难，最早青壮被编入苦役营中送往琼州盐场晒盐，后来随着俘获人数增多又成立了几个工程兵师，专司从事修筑道路、城垒和治水，并分拨给工部和户部使用。至于蒙古军军官大多被处死，也有部分弓马娴熟者被编入宋军充当教头，教授骑射和养马技术。
这个时期被俘的蒙元军兵相对于宋军庞大数量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根本掀不起风浪来。而随着首次北伐的胜利，宋军攻占了两淮地区，俘敌的数量开始大规模的增长，其中不仅有侍卫亲军、地方镇戍军，人员构成也复杂起来。
虽说依然是汉军占据了多数，但蒙古人和色目人也有四成左右。赵昺也不得不重新设法处置，他首先赦免了最早的那些俘虏兵，免除他们的苦役放归乡里，又选了一批加以替换。又对各个工程兵师人员加以甄别后，对伤病和老弱加以抚恤后放归，或是就地安置，也消耗了一批人。
对于俘获的蒙古人和色目人，赵昺还是坚持处死那些顽固和中坚分子，余者一部分送往新收的马场养马，一部分有技术的送入各个工坊监管劳作。而对于投降的则加以整编，对他们的财产予以保护，按照宋军的薪饷标准予以发放，不愿为军者同样授予土地为民。
首次北伐俘获的十余万蒙元军兵，相对于江南数千万人口而言不过是大江中的一掬水而已，且两淮和江南虽然曾经陷落，但前后不过二十余年，大多数人还是心向故国的。将他们散于各处依然能轻易的被消化掉。
至于整编的降军，主官被授予爵位，薪饷待遇在原基础上加了一等，并予以厚赐，虽不比他们在蒙元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捞的的钱多，但也足够其与家人过上富足的生活了。且胜在稳定，没有欠薪和肆意克扣之事发生，大多数人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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