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星火太自信了。
这种稳操胜券的感觉，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他看着姜星火的眼睛时，甚至感觉能读懂对方的想法——
‘呵，你输定了！’
这种超凡的自信和笃定让他很难适应，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局势会演变这样，明明在太学之会开始前，他还是自问有五六成胜算的，而且，他苦心准备了许久，自问该准备的地方，都准备到位了，如果说细胞物质说，是确实出乎他预料，而且根本无法反驳的实证打击，杨士奇他认了，那么在心性论方面，杨士奇现在却是想破头，也想不明白姜星火到底该怎么完成最后一击。
而且，杨士奇在过去，虽然也遇到过很多成名多年的大儒，但是说实话，并没有谁能像姜星火这样轻松写意，镇定从容。
就仿佛破解这种困扰了学术界多年的难题，是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一样。
要知道，从南宋开始，实学、心学和理学，对于心性论的争辩，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了。
而姜星火，也很快开始了他的回合。
“宋儒言道德，则必以‘仁义礼智信’为天理于人心之阐发，然人不过物质细胞，天地之性说，荒谬矣。”
“可依我看来，道德却未尝不存于人心，道德，即良知也。”
“性无不善，情亦皆真；赤子入井，皆有恻隐；乍见之时，验此不忍；率之谓道，人人共由.所谓良知，大抵如此，乃是人人皆有的道德本能，是与生俱来的，不能而学，不虑而知，无论贫贱富贵、男女老幼，人人皆是如此。”
姜星火的观点，对于理学家里极端保守的那一拨来说，当然是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异端学说。
但只要没那么偏激，其实这种观点不难得到认同，而且高度符合姜星火的物质一元论。
人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基于天理而汇通人性的、超验的、预设的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及三纲五常等等），但人是有自发的道德心的，也就是良知。
因此，在姜星火的学说里，良知就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或者说良知就是以前的“天理”，是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需要去遵守的道德规范。
所谓“知善知恶是良知”便是这个含义，良知在道德心上，起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能判断他人的言行善恶，做出客观的道德评价，促使社会风气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二是良知能对自己的言谈举止进行自我认识和正确评价，并且这种判断是非的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是圣人还是愚者，因此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善恶，自己都能做出正确判断。
基于这一点，既然良知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那么也就具有了促使人们从善去恶、改恶从善的能力。
姜星火缓缓道出他的观点，而这种圣人讲道一般的气质，仿佛天生就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使得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一种说服力，就连旁听者，都能跟着陷入思考。
在这种环境下，杨士奇的自信和骄傲被击溃，他终于忍不住了。
“若是良知这般有用，不需仁义礼智信等诸多准则，怎么先贤们就没有认识到？若是光凭个人内心良知，一个人的良知有一个人的样子，怕是免不了最后变成心证狂禅。”
“嗯，伱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知道，跟改正，是两码事。
这世界上多的是“我知道错了，我就不改”的人。
而人们在道德选择上，都会面临着现实抉择，不是有良知就能造成好的结果，所以必须要让良知发挥作用，也就是“致良知”。
姜星火平静的说：“所以，才要有致良知的工夫。”
阳明心学大行于明中晚期，成为当时的显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核心要义，就在“致良知”三个字上，而王阳明回顾明代前中期的理学学术之失，提出的这个观点，正是切中当时士风之要害积弊，有涤荡学风、重树世风之期许，此时拿出来再好不过。……
第3/5页阳明心学大行于明中晚期，成为当时的显学，不是没有道理的，其核心要义，就在“致良知”三个字上，而王阳明回顾明代前中期的理学学术之失，提出的这个观点，正是切中当时士风之要害积弊，有涤荡学风、重树世风之期许，此时拿出来再好不过。
实际上，“良知”虽然是与生俱来的，能使人知善知恶，能使人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正确评价，指导人们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弃恶从善，但现实世界里，就是有很多人无法知善知恶，不能做出正确评价，不能改恶从善，“致良知”之学，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而作出的答案。
“致者何谓？其一，曰中介，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其二，曰实践，知良知与行良知之间，所差者不过实践，唯有实践，方能使人体察过度的物欲私利乃是使良知昏蔽的主要原因，继而时刻自省，时时保持吾心之良心，即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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