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觉得这个受伤的中央军营长不是太讨厌了，起码人家把撤退命令给了我一份，不然我们肯定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让割猪蛋的军医和王彩凤去给这个营长检查伤口。
割猪蛋的军医检查完之后说:伤口感染了，胳膊必须截肢，不然，小命就没了。
我问他:你咋做手术？有药么？
割猪蛋的军医挠头了，现在我们手里啥药都没有，更别说做手术了。
王彩凤说:派人跟我去镇上找医馆买点消炎药，他们手里应该有从黑市搞来的货，去铁匠铺买一把锋利的刀来…
我把中央军的这两个士兵头盔里的大洋倒出来交给王彩凤，又派小木匠和一个西北军的兄弟陪着他一起去。
一会之后，小木匠自己跑回来，满脸都是泥，结结巴巴地说:王军医被当地团练给扣了，让我们当家的去说话。
杨娃子提着盒子枪就嘛:妈卖批的，敢扣国军的人，活腻味了！跟我走，去端了他老窝！
我也气，扛着机枪也去要人，常先生怕我们把事情闹大了，留下几个兄弟看着伤员，也跟我们一起去了。
当时每个镇上都有团练，相当于现在的联防队，有自己的武装，后来日本人占领徐州之后，这些团练都成了治安队，替日本人维持秩序，他们中有好也有坏。
我记得那个团练头子叫张富贵，膀大腰圆的，胡子挺旺，头发一根都没有，一看就挺横。
他把王彩凤两人堵在医馆里，还给倒了热茶客气地招呼着，没有为难他们两个。
兄弟们举着枪跟三十多个团练队员对峙上了。
那个张富贵不紧不慢地走过来，拱手问:兄弟我是茅村镇团练总教头张富贵，请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杨娃子想跳出来，被我给拽回去了，我把机枪丢给他，学着俺爷教我的样子也跟张富贵拱手说:兄弟就是头子，带领兄弟路过宝地，不偷不抢，只想抓点药救受伤的兄弟，都是骨肉同胞，还请行个方便。
张富贵让手下人放下枪，激动地说:知道你们在前面打得苦，现在你们这一撤退，整个徐州百姓就要遭殃了，老百姓养活你们，你们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呀，咋就不能跟鬼子拼命呢？
我说:不是我们想撤退，是上峰的命令。你们知道鬼子这次来了多少人吗？三十万，已经把徐州给围住了，不撤退就会全军覆没，留作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迟早会打回来！
张富贵还不服气:国军人数比鬼子还多，怕啥呀？听兄弟口音，也是本地人，你难道就舍得让父老乡亲被日本人欺负吗？真没种！
我说:听你说这话，肯定没跟鬼子干过！跟你说实话，保护滕县的时候，川军死伤一万多人才打死打伤鬼子三千多人。守台儿庄，西北军一个师八千多人，最后只剩这一千多人，现在完整个回来的就我身后这些人了。你要说他们没有种，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是第一次跟陌生人说这么多话，纯粹就是被张富贵给气得。
张富贵看着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说啥了，支支吾吾了一会问我:兄弟哪里人？
我说:铜山耿集大王庄的。
张富贵又问:大王庄有个闫宗儒，你认识不？
我说:那是俺爷！
张富贵立刻恭敬起来，又拱手说:哎哟哎哟，误会了，老子英雄儿好汉，闫老先生名声在外，想必兄弟你也不是个瓤碴子，你说的我信。
我没想到俺爷的名声在五十里外也管用。
我说:现在我们等着抓药救人，还得追赶大部队，以后我们还会杀回来的，上万个兄弟都埋在运河边了，我们得回来给他们上坟呢！行个方便吧，都是中国人，别逼自己人打自己人！
张富贵真给了面子，让团练帮忙去把伤员抬到医馆里来。
乡镇医馆的医生估计也是半路出家，哪里见过这么严重的伤，一下子不知道该咋办了。
割猪蛋的军医在医馆里翻箱倒柜，找到一些纱布酒精之类的东西，让人把断胳膊的中央军营长按在长桌子上，解开绷带，伤口像一块破布一样，发黑发臭了，流着黄色的脓，看了就让人感觉恶心。
军医把一捆绷带塞进伤员嘴里，劝说道:这位长官，咱们没有麻药，只能让你受罪一下了。
中央军营长咬住纱布，点点头之后闭上了眼睛。
割猪蛋的军医让我拿出大刀，用酒精洗干净之后又递给我:看准了，把坏肉一刀砍掉！要快要准！
我咬咬牙，一刀下去，直接连骨头带肉砍掉了那块坏肉，我倒没觉得咋样，看热闹的人都被吓得不敢看。
真佩服那个营长，硬是咬牙挺住了，尽管满头都是汗水。
割猪蛋的军医和王彩凤用白药撒在伤口上，重新包扎好伤口，怕被雨水给淋湿了，又用包子弹的油纸在外面又包了一层。
医馆的大夫很不情愿地拿出一个小玻璃瓶，割猪蛋的军医抢过来，用针管吸了里面的药水给伤员打了进去。
弄完这些，帮忙的人都热得一身汗。
医馆的大夫伸出两个手指头结结巴巴地说:国军兄弟，这盘尼西林是我用二十个大洋买来的，全镇就这一支！
我也没含糊，直接让中央军的那两个兄弟付钱，刚才他们头盔里的大洋可不止二十个。
张富贵和他的团员们都被刚才的情况吓得腿哆嗦。
我说:能被抬出来的伤员都是幸运的，那些没出来的，只能慢慢等死，或者被日本人给攮死。打仗玩的就是命！
张富贵擦了头上的汗说:我把打仗想得太简单了！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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