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能看看你的这幅作品吗？”李谕指了指他手中的那幅画了胡子的《蒙娜丽莎》明信片。
“当然可以。”杜尚递了过去。
李谕看了看，本身只是一张随处可以买到的印刷品，杜尚在上面给蒙娜丽莎画了两撇胡子还有山羊胡，并落款了几个字母：“L.H.O.O.Q.”
李谕法语水平不高，不过一个人学其他语言，往往先学会骂人的话，这几个字母如果用法语读出来，就是一句脏话：Elle a chaud au cul ! Mon dieu !
翻译过来，近似于“她的屁股热乎乎”，或者干脆点“她有一个骚屁眼儿”……
李谕笑道：“真是太有反权威的味道了。”
杜尚得意道：“达·芬奇是位无与伦比的画家，《蒙娜丽莎》举世皆知，人见人爱，用它来制造一个丑闻实在太来劲了！而且我发现这位可怜的女郎被画上胡子后变得非常强壮，这对于达·芬奇的同性恋真是相当合适。”
杜尚提到的“同型恋”说法最早出自1910年时弗洛伊德的分析，他用曲折繁复的手段证明，蒙娜丽莎那谜一般的笑容和艺术家在笔记里记录的儿时的一个梦境有关。弗洛伊德说，那个笑容是达·芬奇记忆中母亲的笑容，而且在艺术家那里转化成他自己被压抑了的欲望——对自我的一份迷恋，或者说，也就是对于同性的迷恋。
杜尚又说：“令人惊奇的是，添上胡子后，你再看蒙娜丽莎，她就成了个男人，不是一个女人装扮的男人，而是一个的的确确的男人，这是我的意外发现。”
“你准备发表它吗？”李谕问，“最好离开巴黎后再发表。”
杜尚摇头道：“我没有这样的打算，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件随心之作。”
他确实没准备发表，是其朋友收录在了一本艺术杂志中，没想到此后引起艺术界的轩然大波。
杜尚是典型的艺术“玩家”。
1912年他就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不过1913年以后，杜尚就放弃了绘画。
一战前后，杜尚转向达达主义，成了达达主义的代表。
所谓的达达主义其实就是一战的残酷催生出的一种艺术形式，反权威、反艺术、反战。杜尚的《泉》即典型。
不过达达主义的存在时间非常短，一战结束没几年就消退了，被超现实主义所取代。
杜尚从书店中搬出一摞星战全集和异形全集，对李谕说：“我很少会对科幻作品感兴趣，先生的这两部却实在让我如痴如醉，其中瑰奇的想象力超越了很多艺术家。”
“你是要我签个名？”李谕笑道。
“是的，”杜尚点头说，“不过最好不要用俗套的钢笔，有没有你们中国的毛笔？”
李谕说：“毛笔一时之间不太好找，不过我随身带着一枚印章，出自一个叫做齐白石的中国篆刻家，我想你会喜欢。”
“篆刻？好极了！”杜尚说。
李谕随即签字盖了个章，然后说：“杜尚先生能不能也送我一件艺术品？”
“可以。”
杜尚略一思索，拿起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张支票：“这叫做《大一号的支票》。”
确实比正常的支票大了好多，画得很精致。
李谕接过来，说：“我很喜欢。”
杜尚有挺多有趣的创意，后来还用一个瓶子装了50cc巴黎的空气，送给一位纽约的朋友，因为杜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因此我带给了他们50毫升巴黎的空气”。
反正他就是给人一种不像个传统艺术家，反而在玩艺术的人。
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李谕与杜尚来到一家法餐馆吃饭，这间餐厅位置非常不错，位于塞纳河左岸，许多欧洲文艺人士喜欢来这里。
杜尚熟练地点了几道菜，看得出来他来过不止一次。
侍者刚上了两道菜，外面突然一阵骚动，有个人对着餐厅里大喊：“阿三，快来！他们说克里蒙梭的车队快到了，我们去打标语游行！快！”
给李谕及杜尚上菜的那名侍者慌忙把菜放下：“对不起了，两位先生！”
说完他就一溜烟跑出餐厅，甚至没来得及换掉身上的衣服。
李谕和杜尚见过好多次这种事，并没有表现得很奇怪。
看到他们的标语写的是“安南”后李谕才意识到，刚才的那个侍者竟然就是胡志明。
此时的巴黎果然是天上掉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名流要员。
参加巴黎和会的27个国家中并没有越南，于是胡志明自认“旅法安南爱国者小组”代表，向和会写信提出了关于越南独立的请求。
但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和会又根本没时间理睬殖民地的独立事情，所以忽视了他的要求。
在巴黎胡志明刷了一波声望积累了一些经验，独立这件事此后还真让他办成了。
——
告别杜尚后，李谕便搭乘火车前往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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