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古那么热衷于和日本建立“友好邦交”并不是因为后世老一辈无产阶级外交家开创的中日世代友好邦交的影响，而是大宋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使然。
大宋因为军事上比较挫，从立国至今，都没有牛逼的时候。所以外交路线一直是比较务实的，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灵活外交原则。并不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本来也不是，契丹才是天朝上国，不但对外（主要对西方）宣称是中华，而且还效仿汉唐整出一堆附属国！
而大宋这边，勉强算得上藩属的，现在也就是西夏、大理、交趾、占城那么几个。至于日本国，情况就比较奇怪了。明明对藩属国不那么热衷的大宋，却一直有将日本变成藩属国的欲望。特别是神宗和徽宗这两个“圣君”，更是明文催促日本来朝。
当然了，催促也是没有用的……日本人自己也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的官家还称“天皇”，天上的皇帝啊！比大宋的皇帝还牛逼！怎么可能向大宋称臣？这事儿别说门了，窗户都没有。
不过……武好古是奸臣嘛！既然是奸臣，就要蒙蔽圣听了。明知道不可能让日本天皇认大宋皇帝这个主子，他也得宣称可以通过“传教”把小日本哄成属国。
为什么要怎么做呢？自然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府，成为中日两国邦交的对口单位。
此时中日两国有邦交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宋朝的外交权力并不集中在朝廷，当时的通法是大事上奏中央由枢密院处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赋予边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权。久而久之，形成定势。而且还有惯例形成的外交对口单位，比如河北东路雄州对应辽涿州，河东路代州对应辽朔州。永兴军路延州对应西夏宥州。而这个政策又延续至海外诸国，京东西路密州对应高丽，两浙路明州对应日本，后在神宗年间添设高丽司。福建路泉州对应占城，真腊，大食南海西洋诸邦。
这种地方主导的外交形式被称为牒状外交，也是宋代中国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过中日两国的官方牒状次数很少，有史料记载的仅有十四份国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国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国牒。
也就是说，明州州衙并不是个合格的外交机构，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负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国自己的史料记载中，曾经出现过“赐日本国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内容——既然可以对日本太政大臣用“送”，为什么还要对日本天皇用“赐”呢？
完全是不懂外交的官员在瞎胡闹嘛！
“崇道，你想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州衙，成为对日本国外交的衙门？”
苏东坡居然知道明州州衙有个对日邦交的工作，他也猜到了武好古的心思——武好古就是想把对日本牒状外交的权力拿下！而且他还想在将来拿下对高丽国、占城国、真腊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天竺诸邦国还有大食等西方诸国的牒状外交权力！
不过首先要拿下的，还是对日本国太宰府（这是日本朝廷设立的一个外交通商机构）的牒状外交权。
以后不再是明州州衙移牒日本国太宰府，而是由云台学宫移牒日本国太宰府。
也只有这样，云台学宫才能有效展开对日布道传教的活动——先得在书信上哄哄人家不是？怎么都得管白河院叫声“法皇”吧？“天皇”和“上皇”是不能叫的，但是“法皇”有点模棱两可，有点像佛教“法王”，是个大和尚的宗教称号。
当然书信的抬头也不能用“赐”或者“敕”这样扎眼的字儿了，这种便宜没啥好占的，也占不了。
“老师，”武好古笑道，“云台学宫如果不能移牒日本国太宰府，我们怎么和日本国掌权的法皇直接接触？没有日本国法皇的同意，我们又如何在日本国的平安京、博多港、难波等地开设书院？”
“日本法皇？”黄庭坚插话问，“日本国的官家怎么叫这个名号？听着有点像和尚。”
“不是有点像，”米友仁笑着解释道，“人家就是个和尚。”
“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笑了起来，“和尚怎么做了官家的？”
“不是和尚做官家，”米友仁道，“而是日本国的官家做了和尚……不过大权还是掌握着的。”
“元晖，”苏东坡奇怪地问，“你怎知道的？”
一旁的米友仁替武好古解释说：“老师的一个朋友，大相国寺的高僧临政大师在三年多前去了日本，还得到了日本国法皇的宠幸，做了僧官。是他托商人捎信回来说的……那位日本法皇对我老师的画技非常喜欢，还想请他去日本国画像呢。”
“哦？崇道，你要去日本国？”
武好古笑着摇头：“学生自然不去了，学生还要跟着老师习儒呢……不过可以差米元晖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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