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调查中得知，在家庭里，杨平是一位专横跋扈的丈夫。据公司里的人和梅福芝的同学、朋友评说，杨平和梅福芝的夫妻关系已经非常冷淡。
但是，7月3日夜里。梅福芝的确不在案发现场。9时，同学会结束，她和三名关系亲密的同学一起乘坐出租汽车去会员制俱乐部。9时20分左右到达俱乐部，梅福芝在那里待了20分钟左右，然后坐出租汽车先回家了。这一点，除了三名同学之外，俱乐部的老板和小姐们，还有出租汽车司机等很多人可以作证。
田春达队长分析说：“不可否认，梅福芝的确既有作案动机，又有作案机会，如果她的内心里积着长年以来对丈夫的怨恨，那么她也许会趁着自己还没有到老年的时候，杀了蛮横的丈夫，将财产弄到手，享受自由人生的快乐。他们夫妇没有孩子，所以梅福芝作为妻子可以继承全部财产的四分之三，另外四分之一由外甥陆田野继承。如果按照遗嘱将其中一半财产遗留给高玉美，那情况就不同了。但是，我认为梅福芝有可能还不知道遗嘱的事。还有，在7月3日那天晚上，梅福芝不在现场的证明无懈可击，怎么也不可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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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田春达垂下眼帘。但他马上抬起目光扫视着屋内。
“只是，相反也应该注意到，梅福芝的不在现场证明太清楚了。梅福芝是一名规规矩矩的家庭妇女，娘家又离得远，朋友又不多，因此晚上独自出门的机会一年也就一两次，何况比丈夫晚回家的情况更是少见，恰恰会在那天晚上出事，我总觉得是太乖巧了……”
有几个刑警不停地点头表示赞同，但是梅福芝的不在现场证明是难以动摇的，警方奈何不了她。
田春达又对刑警们说：“今晚我刚刚和郝东去过高玉美的公寓，向高玉美了解了情况……高玉美现在怀孕三个月，她已经承认自己以此为借口让杨平写下遗嘱。7月3日夜里，高玉美不能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她说她一个人在家里，但没有证人。”
刑警们注意倾听着，屋内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事故当晚不用说了，高玉美坚持说，就是以前她也从来没有去过杨平家，根本不知道他家的情况，我们又无法举证否定她的说法。杨平的妻子梅福芝也说自己几乎不出家门，并明确地说，近几年来她的丈夫从来没有带女性客人到家里来过。
同时，陆田野和仲海都说不曾带着高玉美去过杨平家，这也无意中为她作了证明。
剩下的可能性就是杨平乘梅福芝不在家的短暂时间里，将高玉美带到家里来。但是，他要去高玉美的公寓随时都可以去，很难想像出他要特地请高玉美去自己家的原因。
而且，高玉美知道不知道杨平家的楼梯很危险，容易摔跤呢?
将这些情况与出事那天晚上的情况结合起来考虑。7月3日晚上，杨平在接待客户宴会结束后回到家里。这时他应该考虑到妻子梅福芝很快就会回来的。所以他这时让高玉美来家里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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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即使高玉美因某种原因去了杨平家里的话，难道真的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将杨平从危险的楼梯上推下去摔死，又将房门依照原样锁上（假设她事先偷配了铜匙）再逃走，这有可能吗?
即使假设高玉美早就准备好钥匙潜入杨平家将杨平杀害的话，那么7月3日晚上杨平9时就回家，这是极其偶然的，而且梅福芝也是偶然不在家，高玉美事先知道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田春达说到这点燃一颗香烟。抽了两口烟他又接着说道：“………根据这些情况分析，高玉美有充分的杀人动机，而且又不能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但是从作案机会这一角度来看，将她当作凶手显然又是太牵强了。”
这时，会议室外有人开门，一名年轻的刑警走进会议室，走到田春达的身边。
"田队，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在杨平家院子里篱笆边掉落的那支口红，沾在上面的指纹不是梅福芝的，我刚才又去了高玉美的公寓，将一张毫无关系的照片假装请她辨认，取得了她的指纹。我将她的指纹和口红上的指纹做了比照，结果证明口红上的指纹是高玉美的。”
房间里一片骚动声。
田春达说：“就是说，可以认定口红是高玉美的，是她从那篱笆洞间钻过时掉落的。”
年轻刑警回答：“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高玉美对我们说她从来没有去过杨平家，但由口红这一点可以推翻她的话了。”
田春达队长提出了异议：“梅福芝很自信地断言说，只有自己一个人从篱笆的洞间进出，杨平也不知道这个篱笆洞。如果梅福芝对丈夫讲起这个篱笆洞，杨平知道自己的妻子从那种地方进进出出，就会指责她那样做很不雅观，还会请修理工来修理一下的。那么，高玉美怎么可能利用这个连杨平都不知道的秘密出入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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