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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而这失望，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社会声望很高。
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肯定能有所作为。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个月。
这五个月，正是宋国多事之时，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
可是，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
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
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
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
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大家合作还算顺利。
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吴敏年轻气盛，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很看不惯，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被徐处仁视为叛徒，因此，两人开始明争暗斗。
慢慢的，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
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
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即都堂），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
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
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因此，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
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在金营里当人质的张邦昌是挂名的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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