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吗？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不论庄稼人，不论老爷，都一样。”那个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抖动着眉毛说。
“要不然怎么办？还是按人口平分。”面貌和善、裹着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汉也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主张，认为这是令人满意的办法。
“究竟怎样按人口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地主家的仆人也有份吗？”
“那可不行。”那个老兵在脸上极力装出欢欣鼓舞的神气说。
但是通情达理的高个子老汉不赞成他的意见。
“既然要分，那就是平分给所有的人。”他想了想，瓮声瓮气地回答说。
“那不行，”聂赫留朵夫已经事先准备好反驳的话，这时便说出来，“如果所有的人都平分，那样的话，那些不干活儿、不种地的人，那些老爷、差役、厨师、官吏、文书、所有的城里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就可以卖给有钱的人。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的一份地过活的人，又要增加人口，就要把土地分出去。财主们又可以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兵连忙附和说。
“不准出卖土地，谁有地只能自己种。”砌炉匠气嘟嘟地打断老兵的话说。
聂赫留朵夫对这一点反驳说，谁在为自己种地，谁在为别人种地，那没办法监督。
这时通情达理的高个子老汉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以合作社的方式来耕种。
“谁种地谁就能分到收成，谁不种地就什么也分不到。”他用果断的粗喉咙大嗓门儿说。
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意见，于是他反驳说，要想这样的话，必须大家都有犁，大家的马也都要一样，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必须使所有的一切，不论是马、犁、脱粒机，一切经营设施，都是公共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到所有的人同意。
“我们老百姓一辈子都不会同意。”气嘟嘟的老汉说。
“那就有打不完的架啦，”眼睛笑眯眯的白胡子老汉说，“娘儿们准会彼此把眼珠子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瘦，怎么分呢？”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些人就分得黑土地，另一些人就分得黏土地和砂地呢？”
“那就把所有的地都划成小块块儿，让大家都分得均匀。”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对这一点反驳说，现在说的是在一个村分地，要是各省都分地，那怎么办？要是无代价地把土地交给农民，那凭什么有些人分到好地，有些人分到坏地？大家都想要好地嘛。
“是。”那个老兵说。
其余的人都没有作声。
“因此这事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事也不光是我们在考虑，很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美国人，叫乔治，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我赞成他的办法。”
“你是东家嘛，你要怎么分就怎么分。谁又能把你怎么样？一切由你嘛。”那个气嘟嘟的老汉说。
这次打岔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尴尬，但他又高兴的是，他发现对这次打岔不满的不止是他一个人。
“别急，谢苗大叔，让他把话说完嘛。”通情达理的老汉用他那深沉的粗嗓门儿说。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有了劲头儿，就向他们说起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是任何个人的，是上帝的。”他开头这样说。
“这话很对。一点不错。”好几个人附和说。
“所有的土地都是大家的。人人都同样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可是土地有好有坏。人人都想要好地。究竟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呢？那就这样，那些得到好地的人就按地价付钱给那些没有得到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说，“可是，因为很难分清究竟谁该付钱给谁，因为还需要筹集一些钱作公积金，那就这么办，让得到土地的人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供各种各样的用项。这样大家就平等了。你想要土地，好地就多出钱，坏地就少出钱；你不要土地，就不出钱；公用的钱由要地的人替你出。”
“这才对，”砌炉匠抖动着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这个乔治倒是挺有头脑。”留着鬈曲大胡子的仪表堂堂的老汉说。
“可是，出钱要出得起才行。”高个子老汉显然已经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就瓮声瓮气地说。
“价钱是要定得合适，不能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大家付不起，就会落空；要是太便宜，大家会互相买卖，做起土地生意。我在这里就是想把这件事办好。”
“这样才对，这样合理。没说的，这样不错。”农民们纷纷说。
“真是好脑袋瓜儿，”宽肩膀、鬈曲大胡子的老汉又说一遍，“好一个乔治！想的法子多好呀！”
“那么，如果我想要地，那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没种的地，您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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